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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
笔每支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支至少须用二百元。
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
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易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
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
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
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
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二、盲肠炎与生活
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
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
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地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地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
我入了江苏医院。
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
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热心肠。
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
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
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
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
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
我还不能动。
多亏史叔虎，李效庵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
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
除了“文协”
有最要紧的事，我很少进城。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地对付着过日子。
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
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捣一把地去经营，总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
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发了财的。
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
脑子之外，还有志愿呢。
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
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
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
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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