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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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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牟子》的分析将我们带回到世界大同主义交叉纵横的问题上来，也带回到面对这一交集引发的关于世界文学更普遍的讨论的容忍上来。
如我们所见，《牟子》代表了两种世界大同主义传统（佛教和儒家）的复杂交汇。
这部文本擅用源于儒家和道家传统的修辞来攻击这些传统并且在印度和佛教确立和谐的中心位置，同时通过运用道家语言和意象使之存在于中国传统之中从而将佛教作为以道家替换儒家的一个工具。
这个复杂的双重步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切入点，我认为，可以在更加普遍的角度上考虑世界大同主义世界观之间的互相作用。
相互竞争的世界大同主义之间政治经济实力的平衡并不能确保双方的胜利。
东汉末年，儒家意识形态在王室中达到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王室和地方，这样的地位一直保持到传统时代结束。
与此同时，东汉晚期（序言所示的《牟子》成书时期，当然也是在它的讨论中凸显的时代）逐渐滋生的不安定极大地破坏了儒家意识形态的功效、儒家意识的正统性和领导性，这有利于道家的制度化和千年的模式形成以及有利于佛教的传入。
在这层意义上，佛教在这一时期破天荒的拥有了在中国语境下立足的机会，而且作为源于千里之外通过不稳定的字符文本和翻译传播而来的信仰，简直不可能在中国文化世界成为一个支配力量。
佛教也不可能依靠任何政治、军事、殖民或者经济势力来巩固它的智力、精神和文化力量。
同样的，通过《牟子》可见，传统中国文化与佛教的相遇时刻是文化接触与传播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插曲，这种接触传播不是常规的征服、移民或者贸易。
思想与文本的大潮完全地是单方面的（因为道家和儒家都没有对印度有重大影响），而且无疑地没有一种行为与政治有关。
与此同时，我们同时代的文化霸权模式，作为帝国主义或者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在这里毫无用武之地。
甚至连波洛克的“梵语大都会”
都至少需要修改：即波洛克发现的一种声望语言的传播有助于其在审美再现中确保地位，因此声望语言代替本土语言，在这个例子中，书面中文（外来传统语言，终究）不仅保持了它在审美泛化力量上的独尊而且在事实上作为佛教本身传入中国（这就提供了一个对比，例如在伊斯兰中阿拉伯语扮演的角色）的唯一媒介。
在这两种世界大同主义相互作用中，一种（佛教）在内容层面（一如所示，并没有儒家大同主义逆流入印度）上占优势地位，而另一种（儒家）则在语言层面上胜出。
这种语言的胜利发生在两个层面上：不仅仅是因为佛教是通过中文手稿传入中国的，而且众所周知，也因为引用是对儒家文学文化模式十分重要的经典，通过引用的语言实践来吸收同化佛教是可能的（即使并不是司空见惯的事）。
推而广之，在思考所谓世界文学的核心和对文化互动的更宽广模式的反响上，这一关于世界大同主义相互作用的研究证明了其有用性。
在某种程度上那个领域代表了一个欧洲文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下的其他文学是服从于欧洲标准的，抑或代表了将这些欧洲标准改编入本土内容中，殖民主义理论和与之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将文学与它们的环境相关联并持有重要的解释力，即使东亚逐渐组成一系列更加复杂的情况。
当然，追溯“文学”
（作为文本载体和文本理解方式以及文本性本身）中某一观点从欧洲中心地带向全球边缘的扩散与传播的项目值得开展，这个项目比起被承认来说更需要更多的关注。
同时，当世界文学学者在“西方”
学派中行动时，我们冒险去如此强调传播的必然性，对文学理解的不可避免性，也强调了对先于或者围绕这一欧洲模式的整个文学世界和文化传播视野的排斥。
早期中国传统中的世界大同主义以及佛教中的世界大同主义也许不能提供一个可供替换的文学传播模式（至少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
然而，对这些系统以及它处的相似时刻的进一步审查，应该在最低程度上能够提醒我们，来源于欧洲传统的现代全球文学传播系统，既没有全尽文化传播的研究，但也不应该将之视为一切外物的范例。
（作者单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译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2013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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