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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在本文一开始讨论的那样，克鲁索的冒险最终伴着财富的积累迎来了圆满的结局，最终神对主人公曾经的荒唐给予了最好的恩典。
这种叙述设计暗含了主人公对财富增长的不断追求，或者，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鲁莽，无节制的欲望增长比自然的承认更迅速”
。
因此，主人公的物质利己主义不仅分裂了传统上贪婪的罪孽，而且称为在彼时英国社会一个新的典范的——勤勉的代名词。
把物质生活描绘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或多或少地包括了资本主义个人的生产和消费，《鲁滨孙漂流记》中把经济的问题同政治权力、社会正义分离开，因此使主人公的物质欲望作为推动个人生存和成功的动力而合法化了。
同样地，在我们中文文本叙述中则是把个人经济选择与社会的关系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在这本16世纪中国的小说中，物质生活构成一个巨大的公共领域，小说中大量的人物都在其中相遇，结合，冲突，分崩离析。
此外，在《金瓶梅》中人物关系网都围着金钱和商品的流通，这些关系网不仅覆盖在我们所谓的“民间团体”
，而且也在整个国家的运作中。
据描述，商品和政治的交集范围可归于西门庆与官府的勾结：在小说中的世界里，通过描写一个小小的商人与最有权势的大官蔡京的生日宴会送豪礼勾搭起来——送的礼物最终使主人公拥有高官厚禄。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西门庆与当权政治中心的勾结是一个用心良苦的文学创作，象征着在早期中国社会中主人公的物质利己主义与商品化的关系。
通过这种渗入到经济和政治的描述，个人对金钱财富的强烈愿望变成了一种公共灾难性的恶习。
要了解《金瓶梅》中对于公共生活堕落的焦虑，我们必须对作者特殊的背景作出说明解释：尽管仍未确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他是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笔者的意思是他通过了国家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
作为传统中国的一项重要的文化制度，科举考试国家征募官员的，主要考查的是儒家经典。
这个制度起源的基本前提是信奉学习这些经典一定能够培养出道德模范，而这道德模范又可以直接成为国家领导人。
在这种情况下，男人一旦通过考试并取得一官半职——被称为士大夫——这是道德当局评判他们的声誉。
然而，从16世纪后期起，这些作为中国政治保护者的士大夫阶层被当时普遍存在的官僚腐败严重破坏了。
严嵩（1480—1567），明朝重要权臣，在15世纪中叶权倾朝野，通过贪污和受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是在《金瓶梅》成书时最为声名狼藉的奸臣。
在《金瓶梅》中，对官场腐败的关注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士大夫阶层，尽管表面上他们熟知儒学道义，其实都像寡廉鲜耻的西门庆之流。
这并非单纯一个政治问题，官僚腐败更暴露了把儒家经典奉为商业化文化的标准是一无用处的，因此也意味着儒家文明的衰败。
在《金瓶梅》中物质生活被描绘成一个混乱腐化无关任何生产活动的生活，被视为政治腐败和社会混乱之源。
而《金瓶梅》在其大量的细节处类似于《鲁滨孙漂流记》，流水账式的描述，它很少关注物质生产的发展进程，而这在《鲁滨孙漂流记》中却倍加重视。
事实上，在“第一本英文小说”
中关于“劳动”
的概念似乎是在外来文学《金瓶梅》的创造之后才凸显其意义。
在这中文文本中，并没有把描述对象描绘成由原材料加工和设计而有计划和目的设置出来的有意义的实体；相反，他们大多是格格不入的奢侈品，为了他们极度空虚的愿望残喘着。
与此相反的权宜之计是在克鲁索的洞穴里积聚财富，比如，把“短的板”
钉成椅子，而在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其中的家具上有极其复杂但毫无用处的细节——在更极端的底端，“云南玛瑙漆磩金钉藤线甸矮矮东坡椅儿”
。
根据苏菲沃尔普的观察报告，这一系列冗长和过分精确的修饰强调了事实上这个椅子的作用不在于使用而是炫耀。
[24]另一方面，就算作为装饰的物件，我们怀疑他们那个时代荒唐的审美。
至少必须是这样的，这些著名的绘画要刻在椅子上：正如克雷格·克鲁纳斯指出的，主人公把他们刻上的方式——在对面的墙上——是在当时文人间“一种给习俗打上烙印的庸俗行为。”
[25]毫无使用价值，也没有审美或他们所谓的炫耀的意义，这些家什在西门庆的日常生活中体现了某种混乱，是荒谬的存在，几乎诋毁他们自己及周围的环境。
这并非巧合，在小说中最不自然的事情，比如上面提到的椅子，出现在“学习”
西门庆粗浅的借口中，这个半文盲的主角在他给蔡京赠送奢华大礼后获得官职之后开始这项活动。
在房里奢华，举世独立的而非简陋低调的家具象征着在西门庆学习之始就渗入了金钱与权力的改变。
在叙述的**逐渐揭露了这个巨大的空间，我们遇到一堆随意堆放的名单，通信名片，从各级官员送来的礼物清单。
这个结论形象巧妙地揭露了在小说中的世界里造成道德的沦丧，社会秩序的瓦解是因为频繁的物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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