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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设定为光照万物而启迪人心的恒定中心，被设定为“不动的驱动者”
，主导着文化的循环往复。
如果将福柯的批判导入到《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语境，我们就看到，阿诺德的人文主义教育谋划同科学实证主义殊途同归。
职此之故，教育人文主义构成了一套副本，沿着启蒙时代的不同轨迹，将形而上学的监控转换为一种工于算计的全景监视主义。
虽然口口声声张扬人性人文，事实上它却成为监视、统治、控制以及再造的机制，基于人类学圭臬，而以主导而布尔乔亚资本主义文化的面目示人——此所谓“雅尚的自我”
。
换言之，它成为一种兼收并蓄的光学——旧称“阿波罗主义”
，意在消融、收拾以及平息在二元逻辑的确定性之中被阿诺德目为迷误、偏离、离心以及怪异之物。
迷误、偏离、离心与怪异，不仅发生在本体论基础上，而且始终伴随着存在的连续体，出现在文化社会政治层面。
正如赛义德所说：
文化被国家神而化之，几近成为肯定存在物的最高境界。
此时此刻，即便是阿诺德的最高境界，也同样必须被看作是一切不存在者以及被其征服者的最高境界。
这就是意味着，文化乃是一个志在区分和评判的体系……因为国家之内一个特殊的阶级能够认同于它，与之合一。
这还意味着，文化也是一个自上而下地赋予了合法性的排斥体系，完全通过国家的政策而制定，通过它辨别出紊乱、失序、非理性、卑微者、贱骨头以及不道德，然后将它们打入另册，排遣在文化之外，由国家权力机关管制于此。
如果文化真的一方面是一种肯定的学说，断言所思所言之至美，那么无疑在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否定的学说，表明一切皆不完美。
如果师从福柯，学会将文化当作一种制度化程序，将被认为典雅得体之物维持于典雅得体的状态，那么，我们也应该看到，福柯也证明了如何封杀某些独异之物、某些大写他者的声音，将它们放逐在文化之外，或者像他研究刑罚和性压抑所标明的那样，将它们驯而化之，文而化之，为己所用。
[18]
怀着如此至高无上的确信，而坚定地忠诚于他启蒙的问题意识，阿诺德就必然看不到，他一以贯之地为防御天下大乱的威胁而开具的良方妙药（cure）[19]，即“安详善待生命，视生命为整体”
，事实上基于这么一个前提：塑造“生命”
者，乃是一种存在，它将崇高的严肃性转换为一种不离正道的权力意志，将探索转换为一种全景监视的空间化体系，其功能是将无限的差异游戏包容于并还原到包罗万象的同一性循环之中。
换言之，他的人文主义睿见却不可避免地让他愚昧无知，看不到“超然无执”
“意识自由游戏”
仍然是德里达所说的一种“建基于根本地面的游戏，一项以根本不动性和稳固确定性为基础构成的且本身超越于游戏范围的游戏”
，所以当下的“吾国吾民以及人类整体的生活”
只会赋予英国以至欧洲中产阶级的霸业以合法性，甚至推动此等霸业，恶化他努力治疗的国内外社会政治的腐败。
阿诺德的同侪或近乎同时代的人，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麦尔维尔，更不用说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克尔凯郭尔，马克思，恩格斯都见证了这种五花八门的现实，但阿诺德的“阿波罗灵见”
不仅杜绝了对于崇高严肃的律令所授权的压抑实践的意识，而且还先行堵死了“紊乱”
与“困惑”
造反的可能性。
他常常到处传扬，在语言之中，在文化之内，在社会上，在政府里，都存在着“紊乱”
与“困惑”
。
然而，紊乱与困惑事实上乃是造反，一个异化的存在（大写他者）造反启蒙的物化逻辑，造反拟人化的西方人眼中的权力意志对其生命力的压制。
简言之，一个备受压抑的狄奥尼索斯造反位尊权重的阿波罗，造反崇高严肃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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