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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把中国漫长而又稳定的政治局面理解为“专制”
，还是把它解释成君主制，甚至说它是君主与贵族（士大夫）的共和制或混合制，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上有天道隆命，下有人伦成范，前有祖法仪轨，后有千秋令名，内有圣贤教诲，外有清议谏诤，“六合”
咸备，中国人的确没有必要为政体问题浪费心智。
先圣俯仰取譬之时，早就体会到天道常理，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无非“承天意以从事”
而已，[16]既然先圣已然“得道”
，后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就不是懒惰无能、故步自封，而是依循正道。
柏拉图《法义》开篇也说礼法神授，西塞罗亦曰：“永生的天神把灵魂输入人的肉体，是为了让人能料理这块大地，并要人们凝神体察上天的秩序，在生活中恒常模仿。”
[17]《新约圣经》载：“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罗马书》），因而自基督教掌握政治以来，西方世界同样不存在政体问题——中世纪后期教权与皇权的争论不在此列，即便世俗一方高扬“君主制”
，但它与基督教的政体没有任何实质区别，因为后者也是一种君主制。
无论如何，中国人循天宗祖，没有“进步”
，本来也不需要进步。
蒙森对古代腓尼基人的部分评价也许可以用来比附同属“东方”
的中国，他说：腓尼基人“爱乡心切，总以其狭窄的本土为归宿”
，他们的宗教概念粗糙而简陋，他们利用了古巴比伦的文明，“人类最初追寻星宿的轨道，大概就在这里；他们最初分别语言的声音而形之于文字，也是在这里；他们开始对时间、空间以及在自然界发生作用的力量进行思考；天文学、纪年学、字库和度量衡的最古遗迹莫不指向此一地区”
，他们“缺乏建国的本能，以及争取自治自由权的独创思想”
，“争斗如果可以避免，他们总竭力妥协从事”
，但这并不是懦弱的结果，也不是缺乏坚韧性和独特的民族性，实际上他们抵抗外族入侵所表现出来的顽强让人惊讶，“有时似超乎人性，有时似不如人性”
，归根结底，“这是缺乏政治意识的结果；尽管他们有极深沉的种族观念，极笃实的依恋祖城的心肠，但这缺点却表示腓尼基人最独特的本性。
他们不以自由为可爱，不以霸权为所愿：《士师记》中说，‘他们像西顿人那样安静地生活着，喜悦而无忧，拥有财货’”
。
[18]但中国人从来不重商崇富，更不利欲熏心，更谈不上狡黠欺骗。
[19]其实，“自由”
和“霸权”
并不如现代人所想象的那样好，而安宁喜悦的生活即便没有自由平等，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
也许，不需要政治法律意识的时代，才有真正的幸福（比较《道德经》第57章与希罗多德《原史》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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