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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哈斯金斯试着让更多读者对“十二世纪文艺复兴”
产生兴趣，他发现必须考虑中世纪是否是“进步的”
（progressive）这个问题，而他大胆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我不敢确定他的努力能否成功，也不相信这很有必要。
我们已经学会（还没学会吗？）以批评的眼光看待历史线性进化（linearprogress）的观念。
我们不再认为，向世人证明上帝存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哥特式教堂没有为圣彼得大教堂壮丽的穹顶所取代，但丁的诗歌也没有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所取代。
每个时代的思想瑰宝都蕴藏于它的美术与诗歌，而不是它的哲学与科学。
经院哲学当然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
它是罗马天主教思想的中世纪基础，但也只是西方思想的一部分。
以我研究中世纪的经验，中世纪思想的正统观念（例如，以著名史学家吉尔松为代表的观点）流于片面。
如果我们把中世纪思想的发展，看作阿奎那主义哲学繁荣的准备阶段，就可能忽略很多有趣的12世纪事物——甚至让20世纪思想都兴致勃勃的事物。
这里，我不想面面俱到地侃侃而谈，那样会让各位生厌。
不过，我可以向各位表明，大约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期[6]（theSedCrusade），就已经有人探讨**价值，及其在命定的神圣世界秩序（preordaineddivineworldorder）中的地位这样惊世骇俗的近代问题。
同样，我们不必惊诧，爱的**与悲情是法国游吟诗人及其追随者的一项情感发现。
近代爱情诗是同七艺更替（thecycleoftheseves）或大学兴起一样，是中世纪的伟大成就。
这种爱情进入了但丁的宇宙结构，其所到之处遍及12世纪的拉丁抒情诗，和冗长的法国骑士故事与传奇故事。
有些人觉得，它比起经院哲学家的三段论更平易近人。
于是，它被歌颂为宫闱之爱的理想（最近一次在斯宾塞的手上复兴）。
当然，它也可以沦为奉承人类下流本能的工具，比如，在《玫瑰传奇》中，在乔叟的作品里，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想必各位注意到，我正逐渐跨过所谓中世纪的严格的时间界限。
不过，我相信这实在是必要之举。
当我试图寻找中世纪世界的开端时，我回到了罗马帝国时代，回到了通常的古代晚期。
中世纪思想的某些特征在公元1世纪便已浮现，某些甚至起源于希腊化时代。
另一方面，中世纪思想的大部分特征流传时间超过了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西班牙，在英国等地更是安然无恙地挺到了17世纪末。
如果各位允许我保留自相矛盾的说法，那么我似乎发现，一直苦苦求索的中世纪根本就不存在。
过去，老师就告诉我中世纪这回事，可它却是错的。
我就像个听话的学生在笔记本中写道：“中世纪即古代与后代（posterity）之间的时期。”
我想，对于传统的时代划分法，我们太缺乏严密的思考。
它们亟待修改。
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里维廉（G.M.Trevelyan）认为，近代历史的真正开端并非19世纪，而是18世纪。
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远比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巨大。
粗略来算，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一致持续到1750年前后。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中世纪思想与表达方式到1050年左右才富于创造性。
如此一来，我们便得到了展现结构统一的约七百年。
我们不必刻意为这段时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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