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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维持这个传统即同维持诸种标准密不可分。
[45]
布莱克摩尔对《民主与领袖》的这个段落做出了非常到位的评论，他指出：
我们反思，谦卑之见如何可能被自由良知之见所修饰而如日月丽天，以为有了自由良知即可逃避“全能国家的**的避难所”
。
在白璧德看来，谦卑部分是指向上举目进而平安向下俯视，部分是指投入艰深的沉思。
同样，我们反思，谦卑之见何以可能使自由良知事半功倍。
可是，白璧德却利用谦卑与自由良知来打压卢梭的公民宗教，认为它不仅感伤而且功利，更是一种普遍无聊的思想。
所以，我们不妨替他补充一句：他没有看到，他既不拥有恩典，也不拥有自由良知这样的避难所，不管是基督教的自由良知还是其他的类似物。
下面这么一种说法显然是饶舌的：如果他拥有谦卑和自由良知，他就不会说“如果找到墨索里尼在美国的影子，我们自以为幸运的环境就朗然出现了。
必须由他来拯救我们于列宁的影子之中。”
这种见解出现在1923年，可这样的事实虽然减缓了他的愚蠢，却丝毫没有减少其傲慢与放肆，丝毫没有减少其无能——他根本就不理解隐微的美国历史。
即便是在1923年，用蓖麻油来疗治政治对立也不比人道主义更有人文主义味道，而且蓖麻油、街头械斗、谋杀和精神灾难恰恰构成了彬彬有礼的法西斯主义者的外观。
布莱克摩尔揭露了白璧德的倒行逆施（笔者情不自禁地用“罗马精神”
），揭露了他对于民主政治的厌恶，从而再一次见证了典范的权力意志。
这是一种“对秩序的欲望”
，“玷污了他的心灵”
[47]，同时也玷污了他的话语，从存在光谱的一端直至另一端，无一幸免。
不幸的是，尽管布莱克摩尔的议论别具一格，令人刮目相看，但他的意图却不是质疑人文主义，而是将一种真正的自由人文主义同白璧德的“蓖麻油疗治政治对立”
的方略分别开来，而所谓真正的人文主义与白璧德心仪的完全不同，将可以成为“逃避全能国家**的避难所”
。
虽然他“揭露了”
白璧德所看不到的攻击性反民主政治，但布莱克摩尔的批评却一心一意关注于白璧德的秘密良心或“优雅自我”
，所以本身也蔽于其优先授权的问题意识，而看不到（半是）自律而且隐而不显的一般人文主义话语的权力。
更加具体地说，他“没有看到”
，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毁灭性批评会屈尊纡贵，下降到何等自由游戏的话语决斗场：不可见的“无处不在的中心”
，既内在又外在于一切人文主义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用肯定或否定的方式让这些话语，甚至还有那些成为“个体自由避难所”
的话语，同一种强制的霸权政治沆瀣一气，彼此合谋。
布莱克摩尔以人文主义作为“逃避全权国家**”
的避难所，不仅为“世俗利益”
[48]的自由运作和从事世俗事业留下了空间，而且在孤立具有潜在决裂力量的“自由良知”
之时，这种人文主义本身却变得像一座自我强加的监狱。
不论是多么漫不经意，布莱克摩尔的“避难所”
最后却像是麦尔维尔《白鲸》之中梅普尔神父的讲道坛，林奈的分类体系，以及比尔达德船上新教资本主义的捕鲸产业。
那里“寸草不生气息全无”
，唯有一座“自我包容的堡垒——一座崇高的墓碑”
，完全免于批评的决裂性自由游戏，一堵无形的墙森严壁垒，一个无所不在的中心隐藏于后，对世俗的事务实施强制。
[49]布莱克摩尔对麦尔维尔的批评影响巨大，而且也许还不只是如此，他还为整个一代文学批评家确立了观照“艺术迷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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