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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除了前人学说的考辨、政体优劣的分梳之外，紧接着以大量论述教育的篇章结尾。
[45]考虑到《政治学》的残篇性质，亚里士多德接下来必定还有很大的篇幅专门谈教育问题，实际上《修辞术》和《论诗术》就是《政治学》这一关键主题的延伸讨论。
柏拉图的《王制》正标题讲制度（politeia），即让人在城邦中安身立命的组织形式，副标题则是“论正义”
，即如何造就城邦的合格公民。
这部经典著作即便在讲最为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在谈教育或天性塑造的问题（514a，540b等）。
正如巴克所言，柏拉图并没有把教育设想为存在统治而产生的结果，或是统治的职责之一，而是反过来把统治设想为教育的结果。
[46]因此，
政治问题就是教育问题，是产生这种精神的问题：视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毋庸置疑，柏拉图正是这样来看待政治问题的，因此，政治机制就转换成了教育机制。
[47]
施特劳斯指出，“人通过教育——自由教育——成为绅士。
……实际上，绅士是‘热心人（theearones）’，这是由于他们关心最重要的问题，关心那些本身值得严肃对待的事物，关心灵魂和城邦的良好秩序。”
[48]这样的绅士在我国古代叫作“君子”
，在古希腊叫作kaloikagathoi，他们当然不仅“独善其身”
，还要“兼善天下”
（参《孟子·尽心上》），其修身、进德和学业，都是为了致用，即齐家、治国、平天下。
论者大多没有弄明白政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尤其未能认识到教育在政治哲学中的崇高地位，往往割裂两者并偏私一方。
如果社会共同体只有冷冰冰的制度，远不足以达成生活的幸福目标，还必须要有合格的公民在执行和完成，甚至设计规章制度的人首先需要的，也是教育。
要知道，在《法义》“次优理想国”
中，“教育部长”
就是“首相”
（765e1-2）。
有了这些理论铺垫之后，我们再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对于现代中国来说，儒家思想的首要功效在于人伦教化，包括统治者、辅助者和公民的教育，当不至于被人简单地理解。
再重申一遍，正如蒋庆所说，“任何一种历史上出现过的伟大文化，都必须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透显出深植于人生命深处的天道性理；一是将此天道灵力落实到人间社会，形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典章制度”
，[49]儒家亦复如是，但儒家的典章制度是否还能支撑起明天的中国，这恐怕已经成为问题，其实康圣人早就讲过：
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
[50]
虚文体制，上下隔膜，政令不畅，运转失灵，说明体制本身就有问题，足可致命，康子变法之议，盖由此引出。
墨守成规甚至抱残守缺，怎么可能“再立堂构”
？康子猛喝“垂危之人，岂堪再误”
，[51]有如科吕班特的洪钟，至今仍隆隆作响，让我们听不进其他聒噪。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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