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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影响全国的民俗学会组织——风谣学会正式成立，顾颉刚被该会第一次年会选为会长。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也在此期由杨成志恢复了活动。
《民俗》季刊就是这时创办的。
同时，娄子匡还在杭州编辑出版了有影响的《孟姜女》月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俗学受到了摧残，但并未停止发展。
1943年冬，顾颉刚和娄子匡在大后方的重庆成立中国民俗学会，次年又以学会名义出版两人主编的《风物志集刊》。
在上海，李白英、钱小柏也编辑有《新中国报》之《民俗周刊》，并成立“中国民俗学社”
，继续坚持学术活动。
总之，1927年后，中国民俗学得到了较大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此期产生的各种民俗学会组织就有10余个，创办的有关民俗学刊物达30余种。
收集到的民俗资料空前繁富，尤以北平、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的征集、调查的本地及外地的民俗材料最为突出。
同时，研究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显著提高。
在民俗学理论方面，此期主要以介绍和传播西方与日本的学术思想为主。
比较重要的译著有杨成志译英国民俗学家班尼的《民俗学问题格》，江绍原译瑞爱德的名著《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胡愈之译倍松的《图腾主义》，郑振铎译的《民俗学浅说》，杨堃译汪继乃波的《民俗学》等。
在介绍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试图摸索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
1934年出版的方纪生著的《民俗学概论》和林惠祥著的《民俗学》两书是这方面最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前者在阐述民俗学理论时，大量利用了中国材料，很有意义。
邓子琴1947年出版的《中国礼俗学纲要》一书，则是从民俗学的一个方面做出的体系建构尝试。
此外，还有不少重要的论文，如张瑜的《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何思敬的《民俗学问题》、容肇祖的《风俗学试探》、薛汕的《科学的民俗学发凡》等都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进行了有见地的探讨。
不过，尽管如此，我国民俗学在理论体系上的建设却仍然很不充分。
其民俗学研究主要受西方人文学派、人类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三大学派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又是人文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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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民俗学发展的最大成绩，表现在对中国各民族民俗的具体研究上。
这种具体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生产、生活、文化和信仰各方面的习俗，以及家族、村社组织和制度等民间文化的传承方面，都有涉及，成果也极为丰硕。
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之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顾颉刚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1～3册），钱南扬编的《祝英台故事集》，江绍原的《发须爪》，黄芝冈的《中国的水神》，朱雨尊的《民间谜语全集》、《民间歌谣全集》、《民间神话全集》，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常任侠的《民俗艺术考古论集》，芮逸夫的《伯叔姨舅姑考》等。
对境内各少数民族民俗的研究，是此期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本书“民族学”
部分对此已有介绍，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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