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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
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
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
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
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
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
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
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
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堃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
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
《民族学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
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
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1944年底出版了一期《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此后未有更多的活动。
抗战时期，国内学者迁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这为广大学者提供了研究便利，于是民族学成为一个热门。
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
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
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
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
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
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
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
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
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
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
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
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
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
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
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
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
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
1935年，吴文藻邀请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布朗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
年底，他发表《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一文，对该派学说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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