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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如山与梅兰芳合作20多年，先后为梅兰芳编写了《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凤还巢》、《花木兰》等数十个剧本。
陈墨香则主要与荀慧生合作。
时装新戏盛行于辛亥革命后，主要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和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是20世纪现代戏的先导。
杨韵谱于1914年成立的奎德社是这一时期时装新戏的主导力量，他们的口号是“针砭时弊，移风易俗”
。
北平沦陷后，奎德社才解散。
梅兰芳在1917—1918年间也排演了《孽海波澜》、《宦海潮》、《童女斩蛇》等时装新戏，虽数量不多，但颇具代表性。
时装新戏促进了舞台新技术的采用，这一点在南方更加突出。
京剧四大名旦
五四运动之后，京剧表演流派再度繁荣，流派林立，诸美争艳，比较具代表性的有老生行中的余派（余叔岩）、言派（言菊朋）、高派（高庆奎）、马派（马连良）、麒派（周信芳）、杨派（杨宝森）、奚派（奚啸伯）等；旦行有梅派（梅兰芳）、程派（程砚秋）、荀派（荀慧生）、尚派（尚小云）、筱派（于连泉）、李派（李多奎）等；净行中有金派（金少山）、郝派（郝寿臣）、侯派（侯喜瑞）等。
新流派的创建既得力于他们向前辈的学习，也得力于他们广收博采，转益多师；对京剧表演的艺术手段和方法也有不少丰富，而新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京剧增添了动人的魅力。
一批民间小戏剧种也有变化，它们在辛亥革命前后逐渐积蓄了力量，先后进入大城市，为其发展开拓出新的局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评剧、越剧、锡剧、甬剧、黄梅戏、扬剧、吕剧等。
它们都经过了从业余到职业，从广场演出到舞台，从农村到城市的发展道路。
这些剧种的普遍特点是形式短小活泼，表情生动自然，富于生活感，曲调简单易学，内容真切感人。
民国时期，东西方文艺术交流逐渐增多，中国的戏曲剧团开始到海外演出。
最早出国而且影响最大的是梅兰芳。
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几次到日本演出，成为受世界瞩目的人物。
1930年年初他在美国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梅兰芳之后，程砚秋等艺术家也走出国门，走向欧洲。
戏曲以它特有的古老而光辉的艺术和东方民族的美，在世界艺术舞台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
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戏剧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
在1937—1945年期间，话剧极为活跃，取得了突出成就。
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表演效果，均盛况空前。
上海戏剧家联谊会和上海剧作家协会提出了“国防戏剧”
的口号，广泛地团结爱国剧人。
在协会的倡导下，国防戏剧作品大量出现，《汉奸的子孙》、《走私》、《回声》、《秋阳》、《东北之夜》等剧作在各地演出时都盛况空前。
上海戏剧界集体创作了三幕剧《保卫卢沟桥》。
1937年8月15日，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并组成12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全国各地及南洋进行抗日宣传。
根据国共合作抗日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政治部，周恩来出任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专司宣传工作，组织抗敌演剧队、宣传队、孩子剧团等热情宣传抗日，构成抗敌话剧演剧运动的热潮。
1941年以后，抗战戏剧运动相对集中于城市，专业剧团十分活跃，剧目生产和舞台艺术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郭沫若是此期戏剧界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尤以历史剧水平较高、影响至大。
抗战期间，主要是皖南事变之后，他先后创作了五幕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及四幕剧《孔雀胆》。
这些剧作，通过对不同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情节，表现了判逆、反抗，敢于主宰自己命运的精神，以及反对侵略，反对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坚贞自守等共同主题，无情地鞭挞了专横凶残、贪婪狡诈、卑鄙自私的丑恶灵魂，热烈歌颂了见义勇为、忠贞刚直的高尚品德，给人以鼓舞和教育。
在创作上，郭沫若对剧本所涉及的史料，总是尽可能地搜集占有，精密研究，对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习惯，当时的风俗、制度、意识形态等，都作十分深入的了解。
但在具体创作时，并不拘泥于史料，而是在把握历史本质的基础上，根据艺术规律、剧情发展和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大胆构思，使全剧结构、人物刻画、情节的演变、文辞的锤炼等，都浑然一体，形象逼真而生动，有显著的戏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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