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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订、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
容庚的《简体字典》（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10月版），收字4445个等。
简体字运动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限制和减少汉字字数，它包括限定普通教育用字的范围和减少汉字的总量。
民国时期主要进行了选取“常用字”
和选定“基本汉字”
的尝试，前者比较成功，而后者则基本失败。
上海生活书店1932年11月出版过洪深的《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教学法》，认为除了这1100个汉字之外，另加“特别字”
250个，可以“用来表达一切的心情和事实”
。
但事实上根本行不通。
因为限定的字数太少，不得不让语言去迁就文字，因此无法推广。
在简体字运动的第三个主要内容改进汉字的表音功能方面，民国时期主要做了两种尝试，一是构想新形声字；二是尝试创造“音节汉字”
。
主张构想新形声字的人设想把汉字现有的形声字系统地加以整理和改造，使相同声旁的字都读相同的音，相同读音的字都使用同一个声旁，或用注音字母或新创字母另造新的声旁。
尝试创造音节汉字的人设想选定400多个或1000多个汉字作为“音节汉字”
（音节符号），其余汉字全都废弃不用。
这两种尝试都违背了汉语和汉字的规律，所以根本无法推行，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化汉字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
今天，简体汉字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用工具。
尽管许多简体汉字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在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四、语言学研究的进步
在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运动、大众语运动等文化运动的推动和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民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1912年，胡以鲁著《国语学草创》，首次较为全面地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语各个领域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探讨，为以后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路。
此后陆续有人对国外各种语言学流派进行了介绍，采取的主要是译述方式，也有一些根据域外某种理论框架自编而成的著述，其中比较出色的有黎锦熙的《国语学讲义》（1919），沈步洲的《言语学概论》（1931），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1930）和《语言学概论》（1934）等。
这些著述虽然在高度概括一般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在从汉语研究或汉藏语研究中总结出若干语言学理论方面还做得不够，但在使用汉语事实说明、补充外国现代语言学理论，或运用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汉语现象、认识汉语规律，乃至在各分支学科某些局部的理论研究方面，却取得了较大成绩。
[5]
汉语语法学是民国语言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研究的重心较多地放在构建各自的语法体系，以及对一些具体语法事实的分析描写上，同时对汉语语法理论的探讨也有可喜的收获。
1922年，陈承泽著《国文法草创》，创造性地总结出了研究语法的普遍原则，对古汉语语法也作出新的解释，特别是概括词类转化现象时，提出了“活用”
、“本用”
、“非本用的活用”
三类不同情况，并最早使用“致动”
、“意动”
的理论来说明古汉语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对后来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
（吕叔湘语）。
与此同时，胡适著《国语文法概论》，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文法》，成为探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代表性著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语法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理论专著，即何容的《中国文法论》，开展了一场积极的“文法革新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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