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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辱骂蔡元培“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
，还警告他“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
。
《公言报》同时发表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的长篇评论，指责陈独秀、胡适等人将“旧文学一笔抹杀”
，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
，是“鲁莽灭烈，实亦太过”
，“怪诞不经”
，“无异于洪水猛兽”
。
露骨地表现了旧派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憎恨。
面对守旧文人的挑战，蔡元培并没有退让。
他读到林纾给他的公开信后，当天即写了《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批驳了林纾对北京大学、对新文化运动的指责。
针对“覆孔孟，铲伦常”
的指责，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
。
并且质问：北京大学教员“曾于何书何杂志，为不仁、不义、不智、不信，及无礼之主张者？”
他重申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的原则，表明了容许新思潮新文化在北京大学存在的态度。
他还反问林纾：“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
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
[18]蔡元培义正词严的答辩，使林纾无以反驳。
当时，像林纾这样思想保守的文化人并非绝无仅有。
如北京大学复古派教授辜鸿铭，拖着长辫子讲授西洋文学。
他于1915年出版《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提倡“尊孔”
，鼓吹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
《东方杂志》于1918年6月从日文译载了称赞辜鸿铭《春秋大义》的文章——《中西文明之评判》。
再如刘师培、黄侃等人于1919年1月成立国故社，创办《国故》月刊，以对抗《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
在新文化阵营中，李大钊等人也坚决回击了守旧文人的挑战。
针对林纾小说《荆生》，李大钊指出：“我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
……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
[19]。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杂文，批判了封建卫道士反对新文化的顽固态度。
蔡元培等人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守旧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指责，从而促进了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而且，以自己对待学术文化问题的正确态度对待对方的谩骂和无端指责，以宽容对待蛮横，显示了新文化人的恢宏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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