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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成为历史的口头禅，用这两个名词来概括民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似乎显得并不时髦。
也许用“现代性”
和“现代化”
的概念来进行解释，要更具有宏观性和整体性。
但在此，我们仍然愿意采用前一种概括，这是因为：其一，“现代性”
和“现代化”
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民国远不如“科学”
和“民主”
观念那样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深远，而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文化现代化”
的概念，内涵则很难把握。
其二，不管“现代性”
和“现代化”
如何定义，科学和民主必定都是其核心的价值内核。
因此，这样一种概括无论如何抓住了关键。
[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3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3]《李大钊文集》上册，6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有关五四时期人们对民主内涵的广泛性及其价值的认识，可参见徐仲勉、张亦工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第六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另外，1919年，胡适在一篇题为《1919年的知识中国》的英文文章中曾强调，当时人们的追求和觉悟，乃是“要对民主的意义有个更好的理解”
。
他说：“在名义的共和下，八年痛苦的失败渐渐地使年青的中国人认识到，民主是不能仅仅通过政治的变革来给予保证的。
……民主不多不少正是所有民主化和正在民主化的力量的总体，这包括社会的、经济的、道德的以及思想等多方面的力量。
构成中国这些新运动的指导原则之一的也正是这种认识”
。
转引自［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18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5]耿云志：《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取向》，《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6]《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文集》（二），79～8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7]《科学》第2卷，第1期。
[8]［美］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9]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0]顾毓秀：《“中国科学化”
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2期。
[11]如1946年5月《科学生活》杂志还在呼吁：“中国的需要中，实在是最孔急而刻不容缓的……目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怎样使中国科学化。
对这个问题我们愿意提出两个极平常的口号，就是：科学生活化、生活科学化”
。
见该刊第1卷，第2期《科学生活化、生活科学化》一文。
[12]光舞：《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五四时期的社团》（三），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13]邹韬奋：《答复一封严厉责备的信》，《生活周刊》，第4卷，第1期，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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