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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宗教如此，教育、文艺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也都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具有某种“民族化”
意识。
如教育，早在五四时期，舒新城和陶行知等有识之士都对当时中国教育盲目模仿外国、不顾中国国情的弊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陶行知就指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
，因为“诸先进国办学久的，几百年；短的，亦几十年。
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却是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很多”
。
因此在改革教育的时候，必须根据国情，对于外国学制经验要“明辨择善”
。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意识空前强化，文化“民族化”
或“中国化”
的认识与实践也更为明确、更趋自觉。
如在文艺领域，“民族形式”
问题引起广泛讨论，出现了许多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作品；新兴的各门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等，也纷纷提出了“中国化体系”
的建设目标，并取得了可喜收获；政府方面，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解放区政府，都明确强调了“中国化”
或“民族化”
的文化意义，对之予以大力的提倡。
特别是在中共方面，这种文化自觉还产生了巨大的硕果：毛泽东思想得以最终成熟。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的明确任务，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29]的卓越认识，并不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完善。
所以刘少奇说：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它“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
。
当然，民国时期，民族主义精神所激励的也并非全都是进步的思想和文化活动，腐朽落后的文化复古思想和运动也常常假其名而行。
这一点在抗战时期表现十分明显。
各种复古思想的活跃，虽然对鼓舞抗战未必没有正面作用，但对新文化的发展却产生了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打着“民族主义”
旗号，抵制马克思主义等外来先进思想的传播的文化行径也屡见不鲜，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御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
运动的开展，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
，战国策派宣扬法西斯主义等，都是显例。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救亡与启蒙根本统一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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