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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歌组合起来，可称得上一部长篇诗史。
如《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台湾行》等一组诗，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上黄鹤楼》《书愤》《冯将军歌》等诗，强烈谴责了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的卖国行径，热情歌颂了抗敌将士的英雄事迹，表现出诗人浓郁的反帝爱国热情。
黄遵宪的诗中还有大量描写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的内容，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有名的《今离别》四首，写传统的游子思妇题材，而以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现象构成离别相思的情景，别开生面，独具韵味，确实给诗界带来了新气息。
黄遵宪晚年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种“新体诗”
，名曰“杂歌谣”
。
这种诗歌注重吸取民间歌谣的特点，篇幅长短不一，字数多少不等，句式富于变化，风格丰富多样，内容上要求弃史籍而就近事。
这种“新体诗”
的出现和盛行，使“诗界革命”
又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在“诗界革命”
运动中，谭嗣同、康有为等人的诗歌创作也很有成就。
谭嗣同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诗人，是“诗界革命”
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他的诗中也有不少反映当时重大历史事件、抒发爱国热情之作。
如甲午战败后，他写下了《杂感一章》，发出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的慨叹，反映了作者对国运将尽的忧虑和悲愤，代表着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为维新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那顽强不屈的精神并没有消亡。
他在《狱中题壁》中所写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可谓千古绝唱，永远激励着革命者为追求真理而献身。
康有为是一位很有雄心也很自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他的诗如其人，很有气魄。
如《登万里长城》二首，以壮阔的背景、恢宏的气势、纵横千里的诗笔，把长城的形象写得雄伟壮丽、庄严巍峨，同时也写出了诗人渴望成为创造世界的英雄的豪迈情怀。
康有为一反明代以来的拟古诗风，直抒胸臆，独辟境界，想象丰富，文辞瑰丽，表现出一种蓬勃奋激的气势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显示出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战斗风貌。
“诗界革命”
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为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诗的出现开辟了道路，为五四新诗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一批优秀的革命诗人沿着“诗界革命”
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使诗歌革命进行得更加深入。
他们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把诗歌作为战斗的武器，干预时政，宣传革命，同清王朝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除了革命诗人章太炎和秋瑾外，“南社”
诗人在此期诗坛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秋瑾（1877—1907）是晚清杰出的女革命家和女诗人，字璿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1904年赴日留学，次年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
1906年因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而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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