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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近代考古学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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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新史学理论与新史学方法的介绍与提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史料挖掘与整理的重视，直接促进了新史料的发现与考古学的产生。
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写本等新史料的发现，内阁大库档案资料的整理，又直接推动了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一、甲骨文的发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是近代史学中最重要的史料发现。
甲骨文是商代用来占卜吉凶和记事的文字，是研究殷商和西周时代的重要史料。
甲骨文发现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殷墟，主要是盘庚迁殷至商亡的270多年的甲骨文。
刻有甲骨文的甲骨片作为药材——龙骨被使用已无准确年代可考，据记载，早在19世纪80年代前，当地农民即已把甲骨当作药材出售，[75]1898年甲骨开始被古董商人所注意，不久为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王懿荣（1845—1900）发现。
王氏不惜重金，购买了千余片甲骨。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懿荣投井自杀，甲骨流落到刘鹗（1857—1909）手中。
刘氏先后收藏甲骨5000多片。
同时，天津研究古文字的王襄、孟定生也开始收购甲骨。
后来王襄还将1125片甲骨著录在《簠室殷契微文》一书中。
在甲骨文的著录与考释中最早作出成就的有刘鹗、孙诒让；稍后成绩显著的有罗振玉、王国维。
1903年，刘鹗拓出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但他仅仅辨认了少数甲骨文字。
孙诒让从1904年开始对甲骨文进行考释，据《铁云藏龟》著《契文举例》2卷。
他认为甲骨文大致与金文近似，象形文字颇多，又从认字立说，进一步探讨商代制度。
孙诒让的这一研究对以后的甲骨文研究具有先导作用。
甲骨文
汉晋简牍的发现，是20世纪初另一大史料发现。
简牍是指在发明纸和广泛利用纸以前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
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Hedin）从1894—1935年先后七次去新疆等地。
1899年他在罗布泊以北发现了古楼兰遗址，得到了大量文物和汉晋时的简牍121枚。
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派遣到中国新疆探险“访古”
，在天山南路尼亚河下游一带发现了魏晋木简。
后来，斯坦因又在1900—1908年先后三次进入新疆、甘肃等地。
据王国维记载：“光绪戊申（1908）英人斯坦因博士访古于我新疆、甘肃，得汉晋木简千余以归。”
[76]斯坦因在《古代和阗考》一书中著录了这些木简，后来又写有《西域图考》《和阗沙埋废迹记》等书。
20世纪初的另一个史料大发现是敦煌写本的发现。
敦煌写本指敦煌鸣沙山的千佛洞室中所藏五代及唐人所写的卷轴。
1900年因墙裂，被一个敦煌道士无意发现。
洞内藏文物写本4000多件，主要是唐写本，大部分被外国探险家盗走。
二、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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