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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史学，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影响。
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早在1877年日本就有永峰秀树的译本出版。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把基佐《欧洲文明史》的日译本推荐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英国的巴克尔因著《英国文明史》而闻名于世。
其史学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欧美、俄国、日本以至中国的史学发展，都曾产生过影响。
在中国最早介绍巴克尔及其史学的，是由署名“中国广东青年”
者于1902年译刊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一书。
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重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
，重视“民史”
，要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证历史发展的“公理”
或“公例”
，开始提及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
此外，西方“民史”
著作及“民史”
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开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史”
思想产生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论各国的风尚和精神》、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休谟所著《尤里·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以及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所著《英国文明史》、英国历史学家格林所著《英国人民史》等等，都可以说是“民史”
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民史”
思想的兴起，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
在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也从西方搬来了“民史”
著作，借用了这一思想武器。
总之，西方进化论的传播、西方民史著作的输入，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吸纳和充实新思想的理论氛围。
进而，它又与否定封建专制制度、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相结合，为“史界革命”
的到来提供了历史条件和理论准备，促成了新史学的诞生。
而思想家梁启超于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说》和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两篇论文，则是“史界革命的宣言书”
和“新史学”
诞生的重要标志。
他说：“呜呼！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19]明确提出要按照近代学术思想和体例改造传统史学，建立适应日益变化着的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史学”
。
几乎与梁启超同时，邓实也明确提出了“史界革命”
的问题。
他说：
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
鸡既鸣而云将曙乎？吾民幸福其来乎？可以兴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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