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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在近代西方发达国家,历史学是促进国民团结的“群治进化”
的科学。
然而在中国,传统史学尽管发达,史籍尽管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却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
[57],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由于它不是群治进化之学而是帝王的家谱。
因此,从爱国保种、救亡图存的需要出发,发动一场改造传统史学观念与史学功能的“史界革命”
势在必行。
这也正是史学在救亡图存运动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价值体现。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只要重视史学,发挥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则人民就会团结起来,社会就能进步发展。
因此,他提出,“国民教育之精神,莫急于本国历史”
。
[58]他对本国历史与发扬本国人民爱国精神之关系讲得具体而明确。
1903年,曾鲲化在其编纂的《中国历史》中论述历史的目的时也曾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闳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
。
也非常重视历史与爱国心的密切关系。
他还讲到,历史学的任务应该“调查历代国民全国运动进化之大势,最录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
。
[59]所以,《浙江潮》在介绍曾鲲化的《中国历史》时也提出了“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
[60]的观点。
夏曾佑是“史界革命”
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他与梁启超一样,也深明史学对现实有重大作用。
他撰著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61]就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
在该书的《序》中,他就表示,自己研究古代史是为了寻找拯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他认为学习历史可以增进人的智慧,而智慧“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
[62]。
他正是为了当时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才潜心于历史研究的。
他在《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中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即在于变法没有以历史为根据。
他强调,变法必须抓住本国的历史特点,否则,“立不合于历史之政治”
,则其统治下的人民“不能一日安”
,政治本身“亦无有不归于澌灭”
。
他认为,“凡其能行之而不废,循焉而有效者”
,都必须“推本于历史”
。
总之,夏曾佑是满怀爱国热情,从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编著《中国古代史》的。
章太炎是史学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史学的重要意义。
他强调历史学可以激发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主张,是在20世纪初具有代表性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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