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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这与刘安、司马迁所说的屈原作品“与日月争光”
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逸虽然高举褒扬屈原楚辞的大旗,但也不能不看到,他在评价《离骚》时,一味将其与《诗经》牵强比附,与六经相互印证,还是没有超出时代的局限。
作为长篇抒情诗的《离骚》,其性质与六经很不相同,一定要说它片词只语皆“依经立义”
,那就有点胶柱鼓瑟,窒碍难通了。
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修正了王逸的论点,认为“屈原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
,指出研究楚辞应该“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
在理论上推进了一步。
两汉时期围绕屈原楚辞所进行的这些论争,除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条件的影响。
刘安和司马迁生活在西汉中前期,儒家专制思想尚未充分建立,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限制相对宽松,故而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屈原的为人和作品。
班固处在东汉前期,这一时期儒学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极为严格,正宗思想充斥各个领域,故而对屈原愤诽抗争的思想进行了贬抑。
王逸处在政治混乱的东汉后期,为匡救时政,故而特别强调屈原品格的端直和作品的讽谏抗争意义。
四、扬雄的文学观
扬雄是汉代著名文学家,在文学领域,他既有创作实践,又有理论阐述。
他的文学观是儒家正统的文学观,他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在文学创作中,扬雄是以善写辞赋而著称的。
他一度非常崇拜司马相如,并模仿司马相如从事大赋创作。
后来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对辞赋创作进行了理论总结。
他认为,赋的作用在于讽喻、劝诫,“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40]。
《法言·吾子》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
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
扬雄从儒家传统的重教化的思想出发,强调辞赋的讽喻、劝诫功能,正体现出他一贯坚守的儒家正统文学思想。
但是,扬雄还认为,赋的讽喻作用是很有限的,它所仅有的干预社会生活的内容,也被淹没在闳侈巨衍的丽靡之辞中。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
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
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于是辍而不为。”
[41]铺陈事物,雕绘辞采,是汉赋的艺术特征。
正因为此,尽管作者寓有讽喻之义,而读者则往往买椟还珠,所欣赏的只是它侈丽宏衍的辞藻。
华丽的形式掩盖了内容,欲讽反谀成了汉代散体大赋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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