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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
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这与刘安、司马迁所说的屈原作品“与日月争光”
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逸虽然高举褒扬屈原楚辞的大旗，但也不能不看到，他在评价《离骚》时，一味将其与《诗经》牵强比附，与六经相互印证，还是没有超出时代的局限。
作为长篇抒情诗的《离骚》，其性质与六经很不相同，一定要说它片词只语皆“依经立义”
，那就有点胶柱鼓瑟，窒碍难通了。
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修正了王逸的论点，认为“屈原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
，指出研究楚辞应该“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
在理论上推进了一步。
两汉时期围绕屈原楚辞所进行的这些论争，除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条件的影响。
刘安和司马迁生活在西汉中前期，儒家专制思想尚未充分建立，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限制相对宽松，故而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屈原的为人和作品。
班固处在东汉前期，这一时期儒学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极为严格，正宗思想充斥各个领域，故而对屈原愤诽抗争的思想进行了贬抑。
王逸处在政治混乱的东汉后期，为匡救时政，故而特别强调屈原品格的端直和作品的讽谏抗争意义。
四、扬雄的文学观
扬雄是汉代著名文学家，在文学领域，他既有创作实践，又有理论阐述。
他的文学观是儒家正统的文学观，他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在文学创作中，扬雄是以善写辞赋而著称的。
他一度非常崇拜司马相如，并模仿司马相如从事大赋创作。
后来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对辞赋创作进行了理论总结。
他认为，赋的作用在于讽喻、劝诫，“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40]。
《法言·吾子》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
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
。
扬雄从儒家传统的重教化的思想出发，强调辞赋的讽喻、劝诫功能，正体现出他一贯坚守的儒家正统文学思想。
但是，扬雄还认为，赋的讽喻作用是很有限的，它所仅有的干预社会生活的内容，也被淹没在闳侈巨衍的丽靡之辞中。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
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
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
于是辍而不为。”
[41]铺陈事物，雕绘辞采，是汉赋的艺术特征。
正因为此，尽管作者寓有讽喻之义，而读者则往往买椟还珠，所欣赏的只是它侈丽宏衍的辞藻。
华丽的形式掩盖了内容，欲讽反谀成了汉代散体大赋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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