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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对史学性质、功能的概括，其中既包括对史书作用的表述，也包括对于史书的思想要求。
他以《春秋》之义要求史书，明确提出“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
的史学评价标准。
这样的原则性看法对封建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技术方面，他提出许多具体看法，肯定司马迁的成就，也谈出他认为《史记》存在的不足。
这些看法不见得完全正确，但作为对史书的技术要求，具有很强指导作用。
总的看来，对《史记》的补续、评论促进了当时史学的发展，但正宗史家继承了司马迁技术方面的成就，抛弃了他思想的精华。
这大致决定了后来史学发展的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书》正是两汉之际史学的代表与总结。
二、刘向、刘歆父子的史学活动
刘向、刘歆是两汉之际最负盛名的学者。
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在经学上属于不同派别，思想上却都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鼓吹者。
刘向、刘歆父子所著《洪范五行传论》和《三统历谱》，在班固的《汉书》中得到部分保存。
他们以神学为主导的历史观，上承董仲舒，下启《白虎通义》，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刘向父子在历史上建立的最大功绩，是先后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盛大的图书整理事业。
他们以成功的实践，树立了文献校理的范例，确立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基本规模。
中国古代文献号称繁富，但传世行远，殊属不易。
秦始皇和项羽燔灭文章、焚毁秦宫的行为，曾给古代典籍造成毁灭性灾难。
汉朝建立之后，虽然“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一些古籍得以复出，但到武帝之时，仍有“书缺简脱，礼坏乐崩”
之叹。
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47]，在搜求、整理书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此后，经昭、宣、元、成四世，图书搜集已很有成绩。
古代书籍因竹简繁重，丝帛昂贵，故多为零篇单行。
加之流传已久，既有妄人纷然淆乱之失，又难免编残简脱、鲁鱼豕亥之误。
因而堆积如山的书籍，如不加以清理，终为废品一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因此，在成帝命谒者陈农大举访求天下图书的基础上，于河平三年（前26年）发起空前的图籍整理之役。
这次大规模校书行动，起初由刘向总揽全局，并具体负责整理六经、诸子、诗赋三类图书，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分别校理兵书、数术、方技三类图书。
同时聘请刘歆、杜参、班斿等学有专长的青年学者协助工作。
刘向从河平三年到逝世的二十余年，主要精力萃聚于此。
刘向死后，哀帝命刘歆继承父业，主持其事，直至全部完成。
刘向父子先后主持的这次校书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功。
经过他们父子数人几十年的努力，大批散佚图书复其旧观；无数残篇断简，聚成完璧；众多尘封虫蠹秘籍，传世行远。
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之事。
他们的校书实践和理论总结，在历史文献学上有筚路蓝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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