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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于后”
[90]。
以学校教育在先，法制约束在后，社会必然礼义流行，达到天下大治。
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也是董仲舒、扬雄、王充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他们看来，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淳化社会风气，使人人都变成有道德的“君子”
，使社会政治处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
在内容上，他们也都认为应以儒家六经为主，礼乐先行。
但在具体论述这些问题时，他们又各有特点。
董仲舒认为，“六经”
乃圣人之言，是人们必须学习的内容。
而有关“众物”
或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是迷惑后进的，不应当学习。
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
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
……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故曰：于乎，为人师者可无慎耶！”
[91]“六经”
内容丰富，董仲舒又将其浓缩为“三纲五常”
，作为教学的中心内容，并强调重义轻利的德育。
这就把整个教育都变成了封建礼义的道德说教，一直影响到整个封建教育。
和董仲舒相比，扬雄对于教育内容的认识较有特色，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教育实践的不同有很大关系。
针对西汉末世人们道德衰微的现实，扬雄特别强调仁、义、礼、智等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
他说：“常修德者，本也”
[92]，“君子全其德”
[93]，对于君子，最为重要的就是道德修养的完善。
因此，在教学中要“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
[94]，“使之利其仁，乐其义”
[95]。
在教育实践中，他还经常以“道德仁义礼”
和“仁义礼智信”
并论，认为这是对人的基本要求，是立身行事的最基本的准则。
他说：“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
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
君子不动，动斯得矣。”
[96]这显然是受了董仲舒的影响，而“仁宅”
、“义路”
之说，又完全是孟子思想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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