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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秦一改其论，提倡法治教育，导致迅速亡国。
鉴于此，汉代思想家在教化与刑法之间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结果是树立了德教为主、刑法为辅，德教在先、刑法在后的教育思想。
所谓“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70]，“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也”
[71]，“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可勉”
[72]。
这种对教化与刑法各自作用及相互关系的论述，确立了教育活动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显要地位。
（2）封建伦理道德教育体系得以产生。
先秦儒家有“明人伦”
的道德思想体系，汉代思想家继承这一点，更加强调尊卑等级。
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
的行为规范，认为教育的政治作用不在于以法教民，使之不敢为非，而在于以纲常名教化民易俗，使之耻于为非，“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
[73]。
东汉《白虎通义》则更明确地将“五常之道”
的伦理教育概括为明三纲、正六纪。
武帝以后的这种神圣化、纲要化的伦理道德教育体系的产生，不仅成为两千多年来支配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支配着整个封建时代的教育。
（3）尊师重教思想深入人心。
以学求道，是儒家的一贯主张。
汉代学者在评价学习的价值时，皆主张勤学、博学，“能博学问，谓之上儒”
[74]。
汉代思想家的文集，第一篇往往以劝学的内容开宗明义，如《法言·学行》《潜夫论·赞学》《中论·治学》等。
他们认为，学习能增益智慧、增长道德、利于修己治人。
而要达到这些，就必须重教。
而重教则必须尊师。
汉代继承了《荀子》等书中提倡的尊师重道主张，“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
[75]，将尊师作为国家兴盛的前提。
教师是人之楷模，“师者，人之模范也”
[76]，事师如同事父，即使是皇帝也不能过分特殊。
汉明帝对桓荣“尊以师礼，甚见亲重”
，桓荣去世，“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
[77]，更遑论一般士子，尤其是在汉代经学重视师法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学术继承关系简直就如同父子之间的血缘继承关系。
总之，秦汉时期的教育思想经过了由秦代法治教育、中经汉初黄老教育思想，再到武帝以后儒家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这中间有继承，有损益，与当时政治发展演变的节律基本是合拍的。
二、董仲舒、扬雄、王充教育思想比较
董仲舒、扬雄、王充都是两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见解、思想意识、学术观点，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很大不同。
比较他们的教育思想，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住两汉教育思想的主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窥测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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