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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以七言韵句为主，间以三言、四言句，按文字含义的类别组句，包括姓氏、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种种应用字。
下面引录一段，可见一斑。
急就奇觚与众异。
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
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
请道其章：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居世，高辟兵。
这是讲姓氏的，押韵合辙，朗朗上口，切合实用，便于记忆。
该书汉魏时代比较盛行，不仅闾里书师用以教学童，就是边疆戍卒也用于学习文化。
后来我国编写的蒙学课本，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便是以这些字书为先导的。
学童除识字、习字外，还兼习算术，《九章算术》通常被书师用来教育蒙童。
学童在学完字书、算术后，其学业优异者，可试为吏。
汉初萧何制律，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
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
……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
[29]终汉之世，大致相同。
学童在学完字书与算术后，就进入学习一般经书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学习《孝经》《论语》，有的还学《尚书》或《诗经》等。
初读一般经书，是学童由识字、习字到专研经书的过渡阶段。
这个阶段的教学要求是对经书“粗知文意”
“略通大义”
，主要方式则是诵读。
从《汉书》《后汉书》的大量记载看，两汉时期，无论是一般学童，还是至尊如皇太子，都曾经历过由习字书到诵读一般经书的学习过程，说明初读《孝经》《论语》这样的一般经书，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阶段。
汉代私学这种由集中识字到诵读一般经书，然后进入专经研习的基本教育体系的形成，为后来完善教育体系提供了实践经验，在教育制度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
诵读一般经书，一方面巩固了前期识字、习字的成果，而更主要的则是通过对《孝经》《论语》等的学习，陶冶学生品德，突出孝悌思想，讲求修身之本，这和两汉尊崇儒术的政治节律是合拍的。
学童在读完《孝经》《论语》后，即开始分化，一部分可入仕为吏，或在社会上谋求职业，另一部分则可入太学深造，或投私家经师，攻一经或数经。
汉儒聚徒讲经，上承春秋战国私人讲学之风，秦始皇虽然实行文化高压政策，但“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
[30]，民间学术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汉代统治政策相对宽松，私家授徒之风大盛，名师大儒凡得不到从政或任博士机会的，即从事私人讲学，也有很多名儒一面做官一面收录弟子，罢官归家仍讲学授经，西汉大儒如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薛广、韦贤等，都招收生徒，进行教授。
两汉相较，东汉私人讲经之风更盛，具体体现在“精舍”
多、生徒多、讲经的名家多。
“精舍”
是东汉专经阶段私人教学中出现的较稳定的组织形式，是治学、讲学的基地，又称“精庐”
，多建在名师家乡或山水胜地，均带有隐居性质。
精舍常筹集大量资财，以供学生食宿，故而精舍中学生云集，生徒众多。
《后汉书》中大量记载了精舍的情况，如包咸“因住东海，立精舍讲授”
[31]；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32]；檀敷“立精舍教授，远方至者常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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