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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翁平时治事，喜选高材生在旁视事，出行时则带他们传达教令，“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而求之，由是大化”
[23]，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
这是我国地方官学的创始。
汉武帝时，在兴建太学的同时，下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
因资料缺乏，这道诏令实施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
但随着太学的建立，博士弟子员的增加，地方官学在其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应是无疑的。
到宣帝时，郡国学校日渐增加，东郡太守韩延寿在任期间即修治学校，崇礼义，纳谏争，为后人称道。
汉平帝时，各郡国普遍设立官学。
元始三年（3年），王莽上书，请求立官学，制定中央和地方的学校系统，中央官学为太学，地方学制为四级：郡国曰“学”
，县、道、邑、侯国曰“校”
，乡曰“庠”
，聚曰“序”
。
今天看来，学、校约相当于中学，庠、序约相当于小学，只不过当时尚无严格划分。
与此同时，又在郡国设立宗师，以教授王室子弟。
从地方官学学制的建立来看，当时学校已渐有体系，为后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王莽为汉代学校发展所作的贡献，应予肯定。
东汉历代皇帝，对地方教育都较重视。
光武帝时，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边远地区，都有一批地方官学兴起。
兴办学校成为循吏的一大重要标志。
当时办学颇有声名者，如冠恂任汝南太守，“修乡校，教生徒，聘能为《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
[24]；李忠迁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
[25]；伏恭“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
[26]，等等。
在边远地区兴学的，如卫飒为桂阳太守，“修庠序之教”
；任延任九真（今越南中部）太守，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迁任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名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27]。
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学，在宣传儒教，推广文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对于当时地方学校昌盛的情状，班固《两都赋》这样描写：“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明帝时，对地方教育愈加重视，郡国学校愈来愈多。
他曾亲率群臣至辟雍，初行大射礼，令郡、县、道行乡饮酒礼，祀周公、孔子于学校。
这是汉代学校祭孔之始。
明帝提倡学校祭孔，一直影响到清末，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尊孔子为万世师表。
汉代地方官学师资的学术水平一般不高，且兴衰无常，与中央官学没有衔接措施。
其教学内容，文献上也无明确记载，其课程设置也不像太学那样以五经为主，而大抵随着兴办者的爱好有所侧重，如文翁在巴蜀兴学，既重经学，又教法令。
寇恂在汝南，重视《左氏春秋》，任延、卫飒、韩延寿等人则重视儒家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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