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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在了妇女身上。
汉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诏赐“贞妇顺女帛”
[90]。
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诏赐“贞妇节义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91]。
用名利引诱女性作贞妇、节妇。
这一行动在当时虽然收效甚微，如汉代妇女改嫁、再嫁有相当的自由等。
但它对后世影响甚大，后世帝王多效仿这一办法，力表旌节，使之成为残害妇女的重要手段。
刘向之后约百年，班昭著《女诫》一书，对妇女的言行举止、伦理地位都做了规定，这部《女诫》是中国古代女教上的经典之作。
它对妇女所应遵循的准则的规定，反映了汉代人由对妇女的多元化评价向一元化评价的转变。
《女诫》特别强调女性的卑弱，认为卑弱乃“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
。
所谓“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
[92]。
“阴阳殊性，男女异行。
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
[93]自此以后，在人们的心目中，妇女就是柔弱的同义语，女子在社会与家庭中扮演的一直是弱者的角色。
在两性关系上，《女诫》强调妇女对男子的依赖与顺从，男子可以再娶，而女子却不能二嫁，“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故曰夫者天也。
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祇，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
[94]。
这与董仲舒及《白虎通义》中的言论同声一气，都强调两性的不平等。
由于两性的不平等，对于男子对妇女的凌辱，也只能是“曲不能争，直不能讼”
[95]。
对于妇女的修养，《女诫·妇行》还提出“四行”
，也即“四德”
：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
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
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词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四德所体现的主要精神就是女子的专贞柔顺，这种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封建礼法制度下人们对妇女的普遍要求。
自此以后，四德就成了封建时代人们评价女人好坏的四项标准了。
班昭《女诫》处处宣扬提倡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忍让谦退，专事丈夫，屈从舅姑，调和叔妹，等等。
有着欺辱妇女的一面，但也反映了妇女在家庭中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在对女性美的认识上，汉代存在着德与色的矛盾。
两汉帝王、皇族、官僚都极其好色，美色是女子能否得幸于男人的决定因素。
高祖刘邦、武帝刘彻以及汉代其他帝王、贵族，都嗜色成性，美色艺妓，充填室屋。
而且，对女子特别重修饰之美，贵族阶层以他们奢靡的生活和喜豪华炫耀的审美趣味来修饰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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