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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儒学正式定为官方政治学说，实现了政治统治思想的转换。
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基础由此奠定。
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为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
[14]“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15]，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盛景象。
其实汉武帝并不单纯倚重儒术，他看中的主要是儒学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教育民众的特殊效果。
昭帝即位时年轻，由霍光秉政。
霍光“知时务之要”
，于武帝穷奢极弊之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在尊儒的同时，部分吸收黄老之术，收到“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16]，内外安堵的治效。
其时，贤良文学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官营盐铁酒榷展开的争论，讨论了政权统治思想问题，对当时及以后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宣帝“励精为治，练群臣，核名实”
[17]，在儒术中杂以刑名，取得了号称中兴的历史成就。
儒学地位提高后，由于自身学术的发展，及禄利之路的刺激等原因，内部的派别斗争逐渐激烈起来，影响了作用的发挥，满足不了社会对它提出的更高要求。
因此，宣帝亲自主持召开了石渠阁经学会议。
会议缓解了儒学的内部矛盾，加强了儒学与封建政治的联系。
从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开始，西汉政府在广求天下图书的基础上，对国家藏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工作。
刘向、刘歆父子相继主持此项事业，使许多古代典籍得以保留，不但对以往学术作了系统清理工作，促进了当时学术发展，而且开创了历史文献学的基本规模，在中国文化史上建树了不朽的功绩。
西汉末期，在儒学宗教化气氛下，谶纬形成一股社会思潮。
它的兴起，固然由于方士化儒生迎风希旨，要世取资，更重要的是没落统治者大力提倡，用作思想武器。
王莽篡汉时谶纬发挥了重要作用，光武帝建立东汉政权，也利用了谶纬这一工具。
东汉初年，光武帝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将之奉为“内学”
，尊为“秘经”
，一时“儒者争学图谶，兼复附以妖言”
[18]，把思想界和政坛搞得乌烟瘴气。
经过王莽之乱到光武帝重建大一统政权这一从动**到整合的过程，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看法较前更加丰富，统治者对政权建设也有了新认识，于是对官方统治思想——儒家学说理解与阐释的分歧再次突出起来。
说到底，经义歧义的根本是对封建政治理解的不同，因此，修补、充实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进一步确立与大一统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成为东汉初期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汉章帝下诏让政府文化官员及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形成一部新的儒家法典——《白虎通义》。
它依据儒家经典展开论述，掺杂了大量谶纬神学内容，宗旨是论证现存封建社会的合理性，中心内容是对大一统国家制度的阐述。
书中进一步强调君主的独尊地位，把五行学说与封建伦理紧密结合起来，确立三纲六纪的等级秩序，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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