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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不但消灭了大量具有异己倾向的士人，直接毁坏了大量传世典籍，而且首开思想禁锢之例，用强制力量消弭反抗意识，将思想学术限制在政府圈定的范围之内，扼制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
倒行逆施者总会饱尝自己酿造的苦果，高压超过了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便会形成更大的反弹。
不久，陈胜登高一呼，天下豪杰蜂起，二世亡秦的悲剧给暴戾恣睢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不从改善政治入手以安定民心，想以愚弄、镇压百姓的办法来维护统治，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西汉开国之初，面对的是秦朝暴政和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
要想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
秦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导致灭亡的历史也给了新的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
汉统治集团继承了大一统的政权体制，建立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统治方针上却采取了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政策。
黄老之学属于道家，但与先秦时期老子创立的道家有所不同。
它托始于黄帝，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兼采儒墨名法等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以政治学说为中心内容的哲学思想。
它在政治上主张宽弛放松，无为而治，反映了民众久罹战乱之苦，要求政治宽缓、生活安定的强烈要求，因而在战国末期萌生后，到汉初流行一时。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之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9]是对黄老之学要点的概括。
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休养民力方面，在文化领域，实行的是与黄老之学相适应的宽弛政策，其中惠帝之时除挟书之律，准许民间藏书，是重大的拨乱反正之举。
从汉开国到武帝即位之初，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政策实行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社会经济逐渐步出“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的窘况，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的繁荣景象。
经济状况的好转及新文化政策的实行，又引起了“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
[10]，“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等社会秩序安定、道德情操向善，以及刑法由密而疏这一系列良性连锁反应。
遵用黄老之术导致的文景之治得到了“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11]的高度历史评价。
此时的文化建设，也出现了复兴的势头，学术事业重新受到重视，传习学术渐成风气。
到景帝之时，以儒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已形成很强的势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武帝即位后，政府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兴造功业，民众经多年休养生息，也具备了承担国家责任的能力。
此时，因循守成的黄老之学已不再适合社会需要，开创历史新局面的时代要求，呼唤着新的统治思想。
黄老之学中的积极成分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当社会需要更张振作之时，儒家思想便代之而起，把中国历史引向了一个辉煌的新时期。
汉武帝渴望建功立业，积极提倡奋发向上的儒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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