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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403年，魏斯果然为侯，即魏文侯。
《左传》的作者一定看到了这件事，可见此书作于公元403年之后。
（3）《左传·宣公三年》预言周代传30代、700年。
但西周和东周共传34王，或有36王，八百多年。
若依《左传》作者所计，《左传》当作于周安王时代，但看不到周安王之死，可能在周安王十三年——即公元前386年以前。
依据上述情况我们可断定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17]
《左传》一书的作者虽然难以肯定，但是可以肯定《左传》与三晋尤其是魏国关系最为密切。
（1）《春秋》经以鲁国史事记述最多，但《左传》中所记史事却以晋国最多，而鲁国反而次于晋国。
（2）春秋时鲁国用周正，《春秋》经主要记述鲁国史当然要用周正。
而《左传》用夏正，晋为夏墟，为《左传》提供大量资料的国家也应是晋国。
（3）记述春秋时代历史《国语》与《左传》互为表里，韦昭《国语解叙》认为《左传》为《春秋》经内传而《国语》为《春秋》经外传。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左丘明写成《左氏春秋》，《报任安书》又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18]。
不管《左传》、《国语》是否左丘明所作，但两书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
《左传》以晋史最多，而《国语》也是以《晋语》为最多。
按韦昭注本《国语》，全书共21卷，而《晋语》就占了9卷，所占超过全书的42％，而且是从武公、献公、惠公、文公、襄公、厉公、悼公、平公到昭公止，一公一卷，记述甚详。
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两书的关系密切，而且可知两书的史料主要来自晋国。
（4）《汲冢书》有《师春》一卷，“全录《左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
[19]，《汲冢书》出自魏襄王墓，不管是《师春》抄《左传》，还是《左传》抄《师春》，说明《左传》的编写与流传与魏国关系极为密切。
[20]
《左传》一书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春秋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春秋》经文意过于简约，如果没有《左传》等传文资料，称《春秋经》是“断烂朝报”
则并不过分。
桓谭《新论》谓《左传》对《春秋经》来说，“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
这是对的，如果没有《左传》详载其事，不知具体的历史事实，正像桓谭所说的即使圣人闭目深思十年也不知所谓的“微言大义”
，所谓的“《春秋》笔法”
，《春秋》经的历史功能便不能真正发挥出来。
《左传》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诸侯国之间争霸的谋略和战争及各诸侯国贵族阶层的争权斗争和升降变迁。
它对于统治者凶恶残暴、骄奢**逸的情况有比较深刻的揭露，对神权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否定，重视人事，否定神事，提倡并强调民本思想。
《左传》还善于揭露社会矛盾，并注意前因后果的内在联系。
另外，《左传》以善于描写战争著称，善于描写人物辞令尤其是外交辞令。
《左传》在描写战争特别是大国争霸战争中，不仅描写了战争的背景、场面，而且还善于通过战争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通过战争刻画英雄人物的胆识、谋略和勇气。
如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庄公十年的曹刿论战等，都具有这种特点。
《左传》也善于描写人物的辞令尤其是政治外交场合的语言辞令。
《左传》所写辞令优美而不浮华，谦恭毕至而不失原则、立场，形象生动却又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征，人事纷杂而结构又十分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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