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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倡言“恭行天之罚”
，借神权诛杀反抗他继位的有扈氏；商中期盘庚借神权否定族众的“协比谗言”
，下决心为国家的利益“震动万民以迁殷”
，这都是神权文化维护国家秩序稳定的有力例证。
夏商各自几百年的统治，“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除了武力的征服，神权起着无可替代的凝固作用。
据《书·盘庚》记载：盘庚动员族众“百姓”
迁殷时说：“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
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
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大意说：我们先王，感谢你们祖先的勤劳，让你们做我们的臣民。
你们现在有异心，我天上的先祖告知你们的父祖，你们的父祖要抛弃你们。
你们的父祖对我们先王说：“给我的子孙大的惩罚吧！”
所以我们先王就降给你们灾害。
）有研究者指出，“（商代）王朝频频举行内祭外祭，众神祁祁。
就诸神性格言，除超自然神上帝和其他天上诸神……先祖先王神……还有少数远公神……另又有一些神名……恐怕不少并非商人固有信仰中的神，有的当原属其他雄族的强神，其融入商王朝祀典，有臣服或盟结各地雄族，委其诚心的功利作用。”
[18]这是很正确的。
宗教在当时是人类思维发达的标志之一。
当时对上帝祖先神的绝对服从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商人以神和祖先的等级来维护现实的等级，以神和祖先的联盟来维护它和诸多方国的联盟，应该说是最有力的武器。
商周之际，神权开始失去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凭借而被注入“德”
的内涵，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天命”
向“人德”
的转移。
礼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西周宗族政权的巩固和地域的发展，加速了中原文化对四方文化的同化和融合，促进了理性批判精神的发展，造就了“郁郁乎文哉”
的政治局面，这是历史的一个大进步。
礼乐文化对先秦社会发展的最大贡献有两点：第一是大封建铸造了周人坚固的家国同构的一统精神，为后来的大一统做了政治思想和地域上的准备。
周的大封建，通过“胙土赐姓命氏”
建立二级子国以解决新区开辟和宗族权力财产再分配的矛盾，实际上是以封建的模式营造宗族统治的大一统。
这种宗族统治的大一统虽然不同于后来郡县制的大一统，其封建的诸侯国也不同于后来的郡县，但它无疑是后来大一统的基础或准备阶段，诸侯国也带有一定的地方政权的性质。
这种宗族统治的大一统，用血缘等级保证政治等级，规定诸侯政治上、宗法上必须双重一统于王，在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铸造了周人家国同构的一统精神。
这种一统精神影响至深，以致入春秋后王室虽衰微但还能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作用，诸侯争霸也要打“尊王攘夷”
的旗号，而且争霸的目的也是为了统一，这不能不说是西周礼乐精神的遗泽。
第二是明德保民的治国思想开启了德治和民本思想的先驱，促进了务实崇善理性精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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