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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化”
抽象的概念，后期却为“现代化”
、“工业化”
等更加现代和科学的新概念所取代。
此种文化概念改变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文化问题的自觉前进了一大步。
冯友兰是主张“工业化”
提法的，他借助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思辨说：“清末诸人的主张是‘正’，‘五四时代’是‘反’，我们今日的主张是‘合’。
‘合’虽然有点像‘正’，然而他已包有了‘反’在内。”
[15]实际上，冯友兰所谓的“合”
，就是争论各方最终都归趋于认同抗战建国之国策：复兴民族文化。
所以，“本位文化”
、“全盘西化”
很快便不再有人提了，唯复兴民族文化成了最强音。
胡秋原说：“今日是我们为复兴民族而奋斗之日，也是为复兴民族文化而奋斗之时。”
[16]其次，科学与民主是复兴民族文化必须坚持的本质要求，同样成了彼此的共识。
“十教授”
强调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要“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
，目的不是为少数国人谋利益，而是着眼于“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
，[17]讲的就是科学与民主。
同时，国民党《文化运动纲领》强调“讲求科学，笃行真理”
和“树立民主政治之楷模”
；[18]中国共产党也同样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
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人确立了文化自觉的观念，抗战时期此一自觉更是跃上了一个新的境界。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抗战的伟大胜利既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文化走向复兴的起点。
固然，时代变动不居，适应新环境新问题以取得文化选择自主地位的文化自觉，也必然是一个无止境的发展过程。
但是，由此引出的教训，当是强调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而非否定新文化运动后，国人作为整体，已站立在了现代文化自觉的基点上，这一重要的事实。
有一种观点认为：“后五四时代所出现的文化自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文明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紧张，中国究竟需要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还是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在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同时，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何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这一问题依然悬而未决，这些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反复回**的时代主题，依然摆以21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
[19]
论者所谓的“文化主体性”
，就是指文化的民族主体性；所谓“文明主体性”
，就是指世界文化共有的人类主体性，他又叫做“人类文明意识”
或“人类普世意义”
。
他认为，二者是对立的，由此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究竟需要一种普遍的人类文明意识，还是特殊的文化主体意识？”
“中国的文化主体性何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何在？”
他认为，五四至今，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此的困惑，不仅没有缓和，且愈演愈烈。
然而，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假命题。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世界性是相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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