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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明书店从1935年起开始出版《开明文学新刊》，收录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以散文集为主，如朱自清的《背影》、《欧游杂志》、《伦敦杂记》，茅盾的《速写与随笔》，叶绍钧的《未厌居习作》，夏丏尊的《平屋杂文》等。
这一时期，国民党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严厉查禁革命进步书刊。
自1929—1931年，国民党先后制定和颁发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和《出版法施行细则》，严格限制不利于自己统治的书刊发行。
据不完全统计，1927—1936年仅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达676种，如《鲁迅自选集》、《茅盾自选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艾思奇的《哲学讲话》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统区宁沪等地出版社相继内迁。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处、正中书局、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迁移到了重庆。
桂林成为国统区仅次于重庆的第二个出版中心，共有书店、出版社179家，出版书籍上千种。
在上海“孤岛”
时期，进步出版界甘冒风险，出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胡愈之等于1938年年初在上海租界里成立“复社”
，出版进步书刊。
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这本当时第一次详细介绍红军长征的书出版后广为流行。
之后，复社又出版了《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书，并于1938年夏出版了《鲁迅全集》，全书共20卷，600余万字，收集了鲁迅从1906年弃医从文以来的绝大部分著述和译作。
“孤岛”
时期出版的图书还有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郑振铎编著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华书局出版的柳亚子所著的《南社纪略》等。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各进步书店坚持出版进步书刊，如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新译的《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石家庄新中国书局印行了《鲁迅全集》等。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对进步书店施加压力，查禁书刊，封闭书店。
生活书店到1947年5月被迫停业，上海、北平、武汉、广州、西安等地的进步书店也因国民党的迫害而停业。
从抗战开始，人民出版事业得到发展。
1938年在延安创办了延安解放出版社，这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中设立的第一个大型出版机构，印行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著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国统区公开建立出版社，主要有1938年在武汉创刊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抗战书籍，如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
派幼稚病》、《论反对派》、《国家与革命》和《吴玉章抗战言论集》等。
新华书店于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诞生，此后在西北、华北、华中各地相继建立了一批新华书店。
抗战胜利后，延安解放出版社和各解放区的出版社，及各地新华书店印行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如《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
全国各大城市陆续解放后，中共中央指示要发展人民出版业，保护私营出版业，没收国民党官办的出版业，相继建立了国营出版社21家，后增至54家，有200多家私营出版社逐步走向联合，进行集体经营。
20世纪80年代有人统计，1911年至1949年9月共出版图书约10万种。
1940年至1948年8月各解放区出版图书5300种[1]。
这个数目还是很不全的。
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编辑组最新统计，仅北平、上海、重庆三家图书馆所藏中文图书，就已达到124040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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