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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现象是人造的,然而人的意志行为都受因果律的支配”
。
科学应探析这些因果律。
瞿秋白具体说明了社会现象中的基本规律,他说:“因生产力的状况而成当代的经济关系;因经济的关系而生政治制度;因政治制度而定群众动机;因群众动机而有个性动机。
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足以为新时代的政治变革的种种因素之一因素。
历史的规律性便在于此。”
玄学派认为情感、义务意识是超科学的,瞿秋白指出,情感和义务意识“都可以以科学解释其因果。
最后的因,便是中国经济的变迁,从宗法社会到资产制度的动向能规定那社会的情感,及义务意识的流变”
[36]。
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派提出了批评。
陈独秀批评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
,“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路”
,“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
,那么丁文江攻击张君劢的见解就只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
[37]。
陈独秀还驳斥了胡适的二元论历史观。
认为他“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
的观点是错误的。
陈独秀指出:“我们并不抹杀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
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
[38]因此他坚信:只有坚持物质一元论,才能对一切人生观加以科学的解释,方能使玄学鬼无路可走,无缝可钻。
离开了物质一元论,主张心物二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
应该说陈独秀的分析,的确抓住了科学派的薄弱环节。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历时半年多,各方发表文字三四十万言。
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因科学不发达而导致的产业落后、迷信盛行、蒙昧主义迷漫,所谓科学带来的“灾难”
还无从谈起。
科学派捍卫新文化运动所举起的“赛先生”
的旗帜,反对菲薄科学,反对复活宋明心学,是应该肯定的。
玄学派注意到科学与哲学的区别、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区别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哲学不是根本排斥科学的玄学,不能否定社会现象的客观性、规律性。
玄学派的观点远不如科学派的观点更适合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唯物史观派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扩大了唯物史观在思想界的影响,较为科学地说明了人生观产生的原因,为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供了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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