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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调和不是人为的，新旧之间是用不着调和派的。
他实际上提出了虽在客观上存在调和的趋势但在主观上却不应讲调和。
常乃德径直强调中国固有文明“很欠完备”
，“非走西方文明的路不可”
。
西方文化派在批驳“调和论”
时肯定了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必要，但并没有科学地解释新旧文化的关系，在强调以新代旧时，出现了“全盘西化”
、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
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认为新旧杂糅、调和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是存在的，但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
这种现象是由人类惰性造成的，“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
。
因此，提倡调和论必然不利于社会进步。
他还批驳了“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
的主张，指出“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
[20]。
陈独秀还不能运用唯物史观对新旧调和论进行批判，不时显示出简单化和偏激的毛病。
在当时的新文化阵营中，真正高人一筹的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他于1919年12月和1920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篇文章，最早运用唯物史观回击了“调和论”
的挑战，并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历史必然性。
针对“物质开新、道德复旧”
的论调，他指出：“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
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
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
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
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21]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东方文化派提出的将旧道德与新物质，将东方的精神文明与西方的物质文明加以调和的模式，表明唯物史观是批判错误文化思潮的锐利武器。
有关调和论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以旧容新”
，以东方文化为基础调和西方文化；还是“以新代旧”
，以西方文化改造东方文化。
陈独秀、蒋梦麟等也承认调和是客观的自然现象，但反对人们提倡调和，因为当时“调和论”
的主旨在“保旧”
。
因此，当时主张调和与反对调和之争，实际上是在建设未来文化时是立足于“复旧”
还是立足于“开新”
的争论。
新文化运动战士反对“调和论”
的斗争，是五四前后反对复古思潮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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