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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
,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
他主张社会改良主义,提出要从“具体的问题下手”
,一个一个地去解决那些“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诸如“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俱乐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妇女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
等。
这无疑是投入革命潮流中的一服极其有害的涣散剂。
《庶民的胜利》与《BOLSHEVI**的胜利》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
他的反驳紧紧抓住胡适对于“主义”
与“根本解决”
二者的错误见解而展开。
他认为,“主义”
与“问题”
,“有不能分离的关系”
,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二者“交相为用,并行不悖”
,前者为后者提供赖以指导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大钊不仅坚持“主义”
指导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根本解决”
即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解决中国社会危机的重要意义。
他说,在一个“一切机能都已闭上”
的社会里,“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
他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是根本解决”
;由此,政治、法律、妇女、家庭许许多多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此后,胡适又在《每周评论》上连续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辩驳。
马克思主义者也继续批评胡适的观点。
如陈独秀于1920年年底发表《主义与努力》一文,批评“有一班妄人”
,“主张办实事,不要谈什么主义、什么制度”
。
瞿秋白于1924年在《新青年》上发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从哲学的高度上批判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
“问题与主义”
之争的爆发,表明了原有的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分化成了以李大钊为首的“唯物史观派”
和以胡适为首的“西化派”
。
继“问题与主义”
的论争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西化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间,从1920年年底起围绕“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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