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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是其纲领之作。
他们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作为“中国文学的正宗”
，建立起“国民文学”
、“写实文学”
、“社会文学”
，从形式到内容对传统文学进行彻底变革。
此外，在教育上，他们还掀起了平民主义教育运动。
一时间，运动波及文化发展的所有重要方面。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里的继续，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阶级文化的一次激烈交锋，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形成了新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对中国人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的觉悟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
不过，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
运动的倡导者们没能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运动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新思想新文化未能深入到民众中去。
同时，有的领导人如陈独秀、钱玄同等还存在着从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明显缺陷，这对以后文化运动的发展也产生过某些消极影响。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和发展，中西文化的论争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趋于激化。
在五四以前，激进民主主义者与孔教派和“东方文化派”
之间，展开了多次争论，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尊孔与反孔之争、《新青年》与《东方杂志》间的文化论辩以及“林蔡之争”
。
下面，就对这几次论争的内容作一概述。
一、尊孔与反孔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经临时参议院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如前所述，他掌权后，在文化上推行一种文化复古的专制政策，致使社会上尊孔读经的活动愈演愈烈。
在民间，以康有为及其弟子为中坚掀起的孔教运动，客观上适合了袁世凯、张勋为复辟帝制而尊孔的需要。
1912年10月，陈焕章、麦孟华、沈曾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推康有为为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
总会初设上海，1913年迁至北京，次年再迁至曲阜。
在此前后，国内各地和海外一些地方都成立了尊孔团体。
康有为是孔教运动的灵魂、首脑。
他鼓吹建立孔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特征，“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
[1]，孔教是宗教，可定孔教为中国国教。
康有为指出，欧美发达之国均信奉基督教，法国革命与日本维新皆保存“国教”
，唯有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与生番野人等乎？”
[2]他力图将孔教宗教化，以使孔教符合宗教定义。
他说：“孔子尊天事帝，无贰尔心，明命鬼神、为黔首则，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而知鬼神之情状，孔道何所不有……孔子弟子传道四方，改制立法，实为中国之教主。”
[3]既然孔子创设了圣教，则宜遍立孔教会，广为传布，以治人心，定风俗。
第二，孔子之道亘万世而常新，适合于共和时代。
他指出“或者谓儒家经传，多重伦纲，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诸经旧义，窒碍难行，其道既不适于今时，其教即难施于世宙”
的说法，是“未知孔子之大者”
，强调孔子大同之道适合于共和之世：“孔子之为道，博大如天，兼备四时……若至太平大同之义，则稍微其文，以待后圣发挥其义……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吾国人正可欢喜恭敬，讲明而光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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