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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摄取异域文化营养。
安特莱夫“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结合”
的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穿掘着灵魂的深处”
的功力和“热到发冷的热情”
，都在鲁迅的作品中留下了斑驳的艺术投射。
鲁迅的那篇开中国现代小说新纪元的《狂人日记》，从日记体的形式到运用夸张手法刻画受迫害狂的心理及其结局，均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
但较诸前者，却又“具有更明确的现实性和更广阔的社会性”
，内容也更为深刻。
鲁迅还十分赞赏保加利亚诗人伐佐夫讲究文体、勇于革新民族文学语言的精神，并大力效法。
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将富有神韵的口语与有生命力的方言、古语、欧化词语等熔铸为一种较古文更具表现力的白话文学语言，成为五四时期首屈一指的文体家。
与此同时，鲁迅的创作还得益于传统文学的深厚滋养。
“魏晋文章”
便深深地影响了他。
鲁迅认为，魏晋文章的特色是“师心”
和“使气”
。
“师心”
，即写出心的真实，不为圣贤旧说所囿；“使气”
，就是慷慨激昂、无所顾忌，使文章充满情感、气势与力量。
孔融的善讥，阮籍的忧愤，嵇康的思想新颖、长于辩难、文如剥蚕、析理绵密，均为鲁迅所深爱，并对其文风尤其是杂文风格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可以说，正是对中西文学的兼采合冶、有机融合，成就了他这样一个旷代文豪。
在文学领域，曹禺那些标志着民国戏剧文学最高成就的《雷雨》和《日出》等作品，徐志摩那“全无人间烟火气”
的《再别康桥》等美妙诗篇，也都是中西合璧的典型范例。
如曹禺的戏剧作品，一方面浸润着丰厚的古典文学乳汁，吸收了北方民间曲艺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受到易卜生、莎士比亚，特别是美国戏剧大师奥尼尔的明显影响，从而赋予了这些作品不朽的艺术生命。
民国美术更是中西文化会通最有成绩的领域之一。
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艺术大师，都精通东西画法，不仅在两方面均有辉煌成就，而且致力于两大画系的沟通融会。
如林风眠一生就始终在探索着融会中西绘画的道路，力图为中国画辟出新境界。
他的画一反传统国画注重以金石书法线条入画的风气，形式上也以方形取代传统的长卷或横卷，画面浓重饱满、不留空白，画风既近于壁画与年画，又带有油画、粉画和瓷器画等韵味，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是绘画史上中西艺术的混流时代，中西会通的潮流势不可挡。
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等人着眼于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民族特色的融合；徐悲鸿、汪亚尘等人站在改良本民族传统绘画的立场上，向西方借鉴写实技法；李毅士等人则追求从整体上贯通中西，实现中国绘画全新的超越。
其中，汪亚尘的系列金鱼画、李毅士的《长恨歌画意》堪为代表之作。
尤其是《长恨歌画意》，既有西洋绘画的明暗法与焦点透视，又参以中国画的意境，在写实与写意的结合方面，作出了大胆而出色的尝试。
进入40年代后，专攻中国画的人改画西洋画，从事西洋画的人改画中国画的情形变得极为普遍，同时，中国画家在传统形式下常常渗透着西洋艺术精神，西洋画的中国化实践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李可染、吴作人等人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它表明此期中西绘画的会通融合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学术领域，会通中西的风气与成就同样引人注目甚至更为引人注目。
张岱年先生曾说：“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
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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