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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19世纪80年代后，有的教会学校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贵族学校。
[65]
第二是教学内容的改进。
在早期的教会教育中，宗教课程是一切课程的重点和中心，其时“最主要的中心科目是《圣经》，一切其他学科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教学”
。
[66]这种状况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变，这就是从整体上讲，自然学科课程在教会学校的教学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其科目门类也日益增多。
此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及英语课程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注意。
其中如英语教学，自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之后，几乎成为所有基督教教会学校的主要科目之一，有些学校还把英语作为所有课程的教学用语。
第三是师资素质的提高。
如众所知，早期教会学校的开办完全是为了开辟新的传教布道的途径。
传教士们对于教会学校的经营，只是作为他们纯粹宗教活动的补充。
除了极少数人物将全副精力投放在学校的经营上之外，教学活动对于绝大多数从事教会教育的人物来说，不过是一种讲经布道、发展信徒的“副业”
。
因此，其时教会学校的师资队伍不仅教育专业化不十分明显，而且他们真正能用于教学的文化知识水平也不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
这就是从事教会教育活动传教士们的专业化在逐步加强，不少传教士已将事业重心从传教布道转置到从事教育工作上面，其中一些人开始成为专职的教育工作者或教会教育家。
与之相应，教会学校的师资队伍的文化知识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据赖德烈（KeLatourette）所述，在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有些差会派往中国的男性传教士，百分之八十的人物都是正规的大学生，而美国来华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还要高。
[67]8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的“学生志愿赴外国传教运动”
的形成和发展，来华从事教会教育工作的传教士的专业素质，整体上有了一个更大比例的提高。
他们不仅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较好的专业储备，而且在神学理论和宗教信仰问题上也比早年来华的人物开明得多。
第四是教会教育的培养目标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即由过去的专门培养传播上帝福音的“使者”
，逐渐转向兼而培养世俗社会所需要的实用知识人才。
用狄考文的话说，就是此一时期的教会学校，“不仅要培养传教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等”
，以此迎合和驾驶正朝中国社会涌来的“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
[68]。
缘此，教会学校的教育层次也发生了变化。
比较而言，早期教会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初级塾学性质的教育，所谓教会学校主要是附设于教堂或传教士住所附近的读经班或识字班。
而60年代以后的教会教育，不仅正规小学教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教会中学和带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也先后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据有关材料所显示，在1875年左右，教会中学就占整个教会学校数的百分之七，到19世纪末，这种比例上升到百分之十左右。
随着教会中学的出现和发展，高等层次的教会教育机构也开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间萌生于中国社会中。
第五是办学经费来源的变化。
教会学校的办学经费，初创时多由外国差会拨付和募捐，此外还有来自中国方面的收入，如地租、捐款等。
圣约翰大学1879年创建时，施约瑟（SamuelLsaacJosephSchereschewsky）主教在美国募集美金26000元，美国监理会董事部在3年内捐助美金6000元，以后教会每年均有数千元美金津贴学校费用。
随着教会教育的发展，教会学校招生对象改变，学校一方面扩大学额，一方面收取较高学费，使学生缴纳的学杂费收入成了教会学校经费的又一主要来源，而教会津贴所占比例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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