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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社会作用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其积极影响不容低估。
第一，有利于促进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相对滞后状态的改变。
国内外新知识群的崛起，为民主运动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努力长期只局限于经济和某些社会领域，民主化则相对落后。
政治上的滞后对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的阻滞作用。
戊戌维新之际，由于康、梁等人主要依靠开明士绅和官吏，政治改革的主导方向在实施阶段不能不有所降调。
这种状况直到新式教育迅速发展的20世纪初期才得到改变。
日益扩大的新知识群体成为民主先驱者领导的行动队，并对各阶层民众产生广泛的鼓动和引导作用，使得爱国、民主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
以自由平等为内在驱动力的学界风潮广泛兴起，与商民的罢市和下层社会的民变交相作用，频繁冲击旧秩序，强化了社会变革所必需的动**氛围。
留学界和国内学界成为革命党人建立组织中枢所依靠的社会基础。
学生们凭借其特殊地位，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以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民族民主思想宣传的热潮，把长期盘桓在精英圈子里的民主理想变为群众性的社会思潮，大大增强了国人极为缺乏的自由平等意识和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的民主自觉跃上新高度。
而学生的自治要求与实践，以及他们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而展开的大规模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民主化进程，使民主运动向着多数人自觉要求和主动参与的社会活动迈进一步，不再仅仅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呼唤和耶稣救难式的英雄主义。
学生本身又构成近代中国民主制衡社会机制的重要成分，作为受过教育、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社会群体，对专制王朝赖以存在的愚民钳口术形成严重威胁。
他们不能容忍朝廷官府任何有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举动，封建统治者已很难完全为所欲为，专制制度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
同时，学生进入官商绅各界，加快了旧群体分化转变的趋势，对专制统治的瓦解起到催化作用。
第二，以“三纲五常”
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旧道德观念，在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心目中逐渐成为被唾弃的陈腐之物。
江苏省常昭高等小学堂的一些学生，公开在其毕业试卷中对封建旧观念进行了批判。
其中：“王以谦卷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其理甚谬’。
徐增植卷谓：‘后世所谓父，曰严君，误甚’。
程瑛卷谓：‘在朝为臣则认其君，否则吾与君为路人。
’张元龙卷谓：‘三纲谬彰彰明矣’。
王耀祖卷谓：‘纲中君为臣纲尤谬，盖君非我祖父，与我无关系。
’”
[61]这些试卷被江苏学使斥为“离经叛道之尤”
，而这正显现出一些激进学生的思想性格。
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中，以忠君尊古为学堂的指导思想，但留日学生们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从事教育者，不可不知二大主义。
何谓二大主义？一曰贵我，一曰通今。”
[62]
第三，推行国民教育就是要宣传爱国救亡的思想，使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分忧，为民族的独立与振兴而奋斗。
晚清十几年正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浪潮愈演愈烈的时代，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正是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兴起的。
因此，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倡导新学时，把救亡的命题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他们强调进行军国民教育，造就国民，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养成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使青年学生担负起民族兴亡的时代重任。
当然，资产阶级新教育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关于培养人才问题，洋务派也好，维新派也好，对于近代教育宗旨的认识都源自对中西教育的简单对比，仍集中在培育异才方面。
区别只在于，或是外交、军事、工艺的洋务之才，或是民主宣传的维新之才。
这种精英至上的追求，与真正的近代教育宗旨显然是有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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