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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的一面，注重从内容方面对诗歌进行革新，为近代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南社是—个庞大的文学社团，其成员多达千余人，其中有不少著名的诗人。
除上面提到的三位发起人外，还有马君武（1881—1940）、苏曼殊（1884—1918）、于右任（1879—1964）等。
他们创作了大量政治性很强的诗歌，对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柳亚子是南社的核心人物，对南社的成立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他不仅团结了大批革命诗人，而且自己也创作了数千首诗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的诗歌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
他的《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狱中》直接以“苏报案”
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歌颂了章、邹等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映了作者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斗志。
《孤愤》《三哀诗》等诗则愤怒谴责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深切哀悼惨遭杀害的革命烈士，充分体现了作者革命的坚定性。
柳亚子的诗深受“诗界革命”
的影响，诗中充满了新名词、新思想、新境界，很有些新派诗的味道。
柳亚子还十分推崇龚自珍，在诗风上继承了龚自珍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慷慨悲壮、激昂高亢的艺术风格。
他的诗歌感情丰富，形象生动，韵味浓厚，能够深深打动读者，催人振奋，给人力量，令人回味无穷。
总之，从“诗界革命”
到南社诗人，进步诗派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将诗歌革命进行到底。
如康有为等改良派在民主革命到来之际，迅速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历史发展的绊脚石。
梁启超也在康有为的牵制下和各地保皇党人的影响下，思想日渐落后于时代，甚至曾经为袁世凯效力。
他后期的一些诗歌，如《人日立春》《十六日志恸》等，反映出他的保皇倾向和害怕革命的阴暗心态。
袁世凯复辟后的南社也发生了急剧退化，一部分社员思想趋向消沉，甚至被袁世凯收买，完全走向反动。
南社内部也因“唐宋之争”
开始分裂，形成了严重的派性对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来后，不少南社社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不少人站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这样南社便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逐渐解体了。
对于诗歌形式的革新，从“诗界革命”
到南社诗人，都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
梁启超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柳亚子则说：“形式宜旧，内容宜新。”
[12]他们都是采用旧瓶子装新酒的办法。
新内容虽然能够用旧形式来表达，但它必然受到旧形式的局限，这是从“诗界革命”
到南社诗人始终未能完全解决的矛盾。
随着诗歌的向前发展，新内容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形式，从而达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这一问题只有到五四新诗出现以后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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