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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寄调伯弢高邮榷舍》等诗则揭露了苛捐杂税给老百姓造成的沉重负担。
上述诸诗都能与当时社会相联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清亡以后，陈三立以遗老自居，写了一些抒发对清室的留恋和哀感绝望之情的诗歌，反映了作者的消极情绪。
在艺术风格上，陈三立主要取法于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并能得其神理，在“同光体”
中属于“生涩奥衍”
派。
他的诗好用奇字，刻意翻新，艰涩难懂，大大影响了其感人力量。
这也是“同光体”
诗人的一个通病。
但作为“同光体”
的代表诗人，他的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有人评价他的诗：“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宰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
而荒寒萧索之境，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而一出自然，可谓能参山谷三昧者。”
[8]这种评价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得到学界同人如此推崇的，绝不会是毫无建树的平庸之辈。
“同光体”
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诗派，它基本上是以一种拟古诗风去代替另一种拟古诗风，并没有为诗歌发展找到光明的前途，而且越来越成为诗歌发展的障碍，因而遭到了进步诗派的强烈批判，随着“诗界革命”
运动的深入开展，“同光体”
便逐渐被赶下了历史舞台。
除“同光体”
外，晚清诗坛还有两个复古诗派，即汉魏六朝派与晚唐派。
前者以王闿运（1832—1916）为代表，主张复古，作诗以模拟汉魏六朝为准则，缺乏时代气息。
后者以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58—1920）为代表，作诗一味模拟晚唐，多以对仗为能事，玩弄艳丽词句，千章一律，内容贫乏。
两派之中虽然在思想艺术上也都有一些可取之处，但都未能摆脱拟古的樊篱，因而它们和“同光体”
一样，只能成为拟古诗歌没落的标志。
二、“诗界革命”
的兴起与发展
早在拟古诗风盛行的晚清初期，就有不少进步诗人开始探索与之相反的新路子。
当时的启蒙诗人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起开创作用的当首推龚自珍。
龚自珍作为一位敏锐而有卓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不仅在散文上和桐城古文形成对立，而且在诗歌上又与宋诗派形成鲜明对照。
他的诗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瑰丽的艺术形式，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上那种吟风弄月、无病呻吟的停滞局面，为近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他的诗大多着眼于社会现实，抒发感慨，议论纵横，饱含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
如他的大型组诗《乙亥杂诗》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以及作者个人理想的集中反映。
作者对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形势感到窒息，他幻想着“风雷”
即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以扫**一切的迅猛气势，打破这种僵死的局面：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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