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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由此感叹人生在世,尽管为了名利前途奔波一生,但最终都摆脱不了整个社会环境的束缚,反映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说明作者已经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正视现实。
再如他的《帝鉴图诗序》《十六国宫词序》《平准书后》等都是以古讽今的名篇。
梅曾亮的纪传体散文也很有特色。
如其《蒋念亭家传》《栗恭勤家传》《艾方来家传》等,通过对传主日常琐事的描写,刻画出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力求通过这些形象勾勒出整个时代的“风俗好尚”
。
在语言方面,梅曾亮的散文突破了桐城前辈的束缚,吸收了汉魏六朝文章的辞采,从而大大提高了其艺术魅力,这对桐城派来说又是一个大的发展。
桐城派在晚清初期得以中继和扩展四方,梅曾亮起了很大作用。
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大批桐城派作家,其中较为有名的有朱琦(1803—1861)、吴敏树(1805—1873)、曾国藩(1811—1872)、戴均衡(1814—1855)、王拯(1815—1876)等。
他们大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对以前的桐城古文加以变革,写出一些面向现实、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
如吴敏树的《书谢御史》、王拯的《陈将军画像记》《王刚节公家传跋尾》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体现了晚清初期桐城派的重大变革和新的成就。
随着姚氏高足的相继去世,桐城派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面,衰落之势日渐明显。
就在此时,曾国藩高举桐城派的大旗,利用自己政治上的势力,大力收罗天下文士,从而使桐城派再度出现所谓的“中兴”
局面。
当时聚集在曾氏周围的幕府宾僚多达百人以上,其中除十几人不以文学见称外,其他如张裕钊(1823—1894)、黎庶昌(1837—1897)、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1840—1903)、郭嵩焘(1818—1891)、李元度(1821—1887)、俞樾(1821—1907)、王闿运(1832—1916)等,都是当时提倡古文的著名人物,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大观。
由于曾国藩是湘乡人,故人们又将桐城派的这一支系称为湘乡派。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湘乡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而又据高位,自称私淑于桐城……此又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风流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
[2]
曾国藩很早就开始学习桐城文,自称“国藩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
[3]后来,由于经世文派的兴起和桐城派的衰落,曾国藩对桐城古文也有了新的认识。
他觉得桐城派要想振兴,就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对以往的理论进行变革。
他受梅曾亮“因时”
观的影响,认为只有经世致用,才是挽救桐城派的唯一良药。
他在姚鼐所提倡的“义理、考证、词章”
三项中又加入“经济”
,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
所谓“经济”
,即经国济世,实与经世致用同义。
提倡文章的“经济”
作用,重视文章在政事上的实用性,以纠正桐城古文的空疏迂阔,这是曾国藩对散文发展的一个突出贡献。
曾国藩很推崇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因为该书完全是以经世致用为标准选录的。
作为仿效,也作为自己“义理经济”
观的具体体现,曾国藩选编了《经史百家杂钞》。
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相比,该书打破桐城派的桎梏,选了经、子和六朝的文章,扩大了选录文章的范围,集中体现了桐城派从姚鼐到曾国藩之间的显著变化。
曾国藩在政治方面,是封建统治的得力维护者。
他极力宣扬儒学义理等封建文化思想,正是为了重整清王朝的统治秩序。
他在文章方面提倡的“经济”
观,是想借助文章这种工具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从这种功利主义的目的出发,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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