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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代史学方法的端倪。
《海国图志》为闭塞已久的中国人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概念。
它不仅向人们提供了近代世界各国地图，还以巨大篇幅，详述各国史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对资本主义的商业、铁路、银行、学校、新闻制度，乃至议会制度、西方近代机器生产情况都作了介绍，使人们对一向生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大致了解。
更为可贵的是，魏源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3]的道理。
他多次提到俄国彼得大帝勇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致国于强盛的事迹，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
，只要认真向西方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将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4]这些话表明魏源力图通过世界史地研究，从中寻找救国之策，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雄心壮志。
尽管《海国图志》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毕竟为中国世界史地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徐继畲像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外国史地研究是“开眼看世界”
的结果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则是以走向世界，“借法自强”
为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编纂和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此期的许多作者大多有出国游历、实地考察的经历，写书的材料来源更为丰富、更为多途。
此外，很多外国传教士也把外国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如林乐知、瞿昂来等人译的《印度史》《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英俄印度交涉记》《中东战纪本末》等，李提摩太与中国人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
这些译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推动了当时的外国史地研究。
概而言之，此期的外国史地著作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们侧重于外国近代历史及现状的叙述。
王韬的《普法战记》可以说是一部有关普鲁士和法国的当代史。
几乎在普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王韬即以新闻记者般的敏感，随闻随录，依据当时报刊和口译材料，以及其他文献，网罗搜采，汇编成书，对普鲁士与法国交战时期两国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有较深入的论述。
他自称：“余之志普、法战事，岂独志普、法哉，欧洲全局之枢机总括于此矣”
[5]，把了解普法之战看成是了解欧洲的关键。
王韬编《法国志略》以“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
为宗旨，对法国的人口户籍、都邑疆界、国用度支、兵船火器、交通邮驿、学术文化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考察。
王韬寓居香港期间，还曾“网罗泰西之近闻，采取欧洲之事事”
以及“于近今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更革诸大端”
，撰成《四溟补乘》120卷。
此书虽佚，但由此可见王韬对外国当代史的浓厚兴趣。
《日本国志》封面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记载的时间跨度，虽为日本自远古至近代三千多年的历史，但绝大部分叙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史实。
而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本末》一书记载的也是1815年以后之事及1867年至1871年的政治沿革。
因此，学界称这一时期的外国历史著作，无不表现出“通今致用”
的近代史学特点，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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