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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争教互攻”
等观点。
但是，康有为在这里谈诸子完全是从政治着眼，以诸子印证儒家的今文经学，为其尊孔倡教，托古改制的政治主张服务，而且所论主观武断，“自由进退古今”
，引起了学术上的争议。
谭嗣同、唐才常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出发，抨击守旧士人排斥诸子学为“异端”
的谬见。
唐才常指出：“尘尘世界，桎梏于文法，昏瞀于科目，沈冥于俗儒，如蛾趋焰，如蚁附羶。
其上者能笺注虫鱼，批风抹月，人许、郑而家徐、庾；其下则抱兔园册子，束溼老师宿儒之言，以谋通显；或且睥睨群论，私尊敝帚。
与之言西学，则曰异端；与之言周秦诸子，则亦曰异端。
而试问彼之不异端而绳矩昌平者，糟粕而已，圈苙而已。
呜呼！
孔教之晦，学派之孽，斯云剧矣。”
他认为，先秦诸子都是从孔学中衍化出来的，与孔学并不矛盾。
他说：“是故周、秦诸子，悉荄滋孔氏，而孟子、公羊子，衍太平之仁理，寻平权之坠绪，其嫡派也；墨子、庄、列，精研天人之旨，曼衍格物之词，其支派也；荀子开历代网罗钳束之术，其孽派也。”
在他看来，诸子学不仅与孔学同源，而且还能解决现实问题，指出：“故欲捄今日民穷财尽、公私窳敝之病，则必治之以管学；欲捄今日士、农、工、商各怀私心之病，则必治之以墨学；欲捄今日吏治废弛、弄文骩法之病，则必治之以申、韩之学；欲画五大洲大同之轨，进一千五百兆仁寿之民，则必治之以孟子、公羊之学。”
[93]谭嗣同在《仁学》则强调诸子学是西学的源头，他说：“如商学，则有《管子》《盐铁论》之类；兵学，则有孙、吴、司马穰苴之类；农学，则有商鞅之类；工学，则有公输子之类；刑名学，则有邓析之类；任侠而兼格致，则有墨子之类；性理，则有庄、列、淮南之类；交涉，则有苏、张之类；法律，则有申、韩之类；辨学，则有公孙龙、惠施之类。
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
[94]维新派士人反对排斥诸子学的守旧观点，肯定诸子学的价值和意义，具有进步性。
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康有为尊孔改制说的影响颇深，带有不少附会的成分。
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民主潮流的影响下，中国学术领域开始发生重要变化。
新派知识分子从近代的意义上，重新看待学术的重要性。
梁启超在1902年撰写《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
并号召中国青年学子学习西方的培根、笛卡儿、达尔文、托尔斯泰及日本的福泽谕吉等思想学术大师，起到“左右一国”
的作用，“苟能左右我国者，是所以使我国左右世界也。”
[95]这种振兴中国学术的强烈要求在新派知识分子中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还有人以意大利“文艺复兴”
、日本明治维新的“文明开化”
为例，说明学术更新对国家盛衰兴败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学术实质上是“奴隶之学”
，从而强调了学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这些主张包含了明显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于此期新派知识分子研究包括诸子学在内的整个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从而开拓出诸子学研究的新局面。
此期的诸子学研究是与新派知识分子突破独尊儒学的学术旧格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章太炎尖锐揭露历代帝王尊孔的目的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
[96]。
批判《春秋》“言治乱虽繁，识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韩非，下犹不逮仲长统。”
[97]刘师培在《国粹学报》发表《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的文章，指出康有为提出的孔子“托古改制”
说是无稽之谈，并论证儒学并非深不可测，无非是和诸子百家一样的学术派别。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的梁启超在对待孔子的问题上与乃师康有为发生了分歧。
他在1902年撰文《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对康氏创设孔教的主张表示质疑，认为两千多年来中国学术停滞不前，“皆有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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