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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说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
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
殊不知此说大谬。
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车，此虽妇孺亦明其利钝。
[112]
他以日本、美国为例来说明社会进化后来居上的道理，称：“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
，“米人不过由四百年前哥仑布开辟以来，世人渐知有米国，而于今的文明，即欧洲列强亦不能及”
。
中国同样如此，只要国人同心协力地努力奋斗，“将来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
。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
中国盖实当老迈时代。
中国从前之不变，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所何求。
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的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
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
……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国还要强几分的。
[113]
他认为，中国要想后来居上，必须追求“人力的进步”
“人事的变更”
，而不能等待“天然的进步”
“天演的变更”
。
他说：“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
[114]所谓“人事的变更”
是指社会的革命性变化。
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提出了学习外国“取法乎上”
的原则，说：“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
；“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
[115]
晚清时期，在中国哲学思想领域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就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进化论。
最初，在中国宣传进化论的是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
他们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把进化论局限在改良主义的范围内，只承认量变而不承认质变。
这就不能不限制了进化论的积极意义。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大胆地突破了改良派的局限，把进化论与革命论结合起来，形成了更为进步的革命进化论，在承认事物量变的同时，也承认质变。
这就不仅使国人对进化论有全面的了解，而且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在晚清时期尽管没有写出系统阐述革命进化论的著作，但他的进步哲学观念已经在这时粗具规模，为他在辛亥革命后撰写《孙文学说》作了先期准备。
二、章太炎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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