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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散文内容多为阐发经义、宣扬王道、讲论灾变、解说天意，其中虽不乏讽喻诤谏，但多不能击中要害，而且缺乏**和气势，养成了一种自董仲舒开创以来的温柔敦厚的典重文风。
这一时期的主要散文作家有刘向、扬雄、褚少孙、贡禹、鲍宣、刘歆等人，尤以刘向、扬雄、刘歆最具代表性。
刘向是西汉著名学者，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和其子刘歆共同完成的《七略》，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还作有辞赋33篇，但绝大多数均已亡佚。
他的散文包括奏议、叙录、杂著三大类，这些散文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也暴露出当时的许多社会问题。
奏议是刘向论说散文中成就最高的，他的《谏营延陵过侈疏》针对汉成帝不顾百姓疲弊，大规模修建陵墓进行规谏，文章反复征引史实，深入分析利弊得失，以尧、舜、周公、孔子等圣君明臣主张薄葬和吴王阖闾、秦始皇等昏君厚葬而被掘的事例进行对比，说明有德者可以长久，无德者必定速亡的道理，极有说服力。
接着又从正面叙述了营建陵墓给老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劝成帝改变计划。
文章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在从容舒缓的叙述中流露出作者匡救时弊的热忱。
刘向的其他奏疏，如《使外亲上变事》《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等，也都深沉淳厚，“言多痛切，发于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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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中多讲阴阳灾变，有着浓重的神学意味，这是刘向的局限，同时也说明经学迷信在文化领域渗透之深。
总之，刘向的奏议往往比较深刻具体地反映出一些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统治集团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在思想上也是有成就的。
继刘向之后的另一位散文作家是扬雄。
扬雄以辞赋著名，其散文成就不如辞赋，但也有粲然可观者。
其所著《法言》是一部尊儒学、崇孔子的著作。
文中有不少先进的思想，如肯定变革的重要，认为对先王之道，应该“可则因，否则革”
，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因素。
对盛行当时的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提出怀疑，并有所批判。
该书写得古奥典雅，引经据典，使人读后有雍容大度之感。
扬雄在《法言》中还提出了不少文学见解，可取之处甚多，但其主张文字的艰深，受到后人訾议。
刘歆是刘向之子，生活于汉末王莽时期。
当时，今文经学极盛，学者们拘于章句，烦琐解经，弊端丛生。
刘歆对此极为不满，主张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于是写了著名的《移太常博士书》，斥责今文学者，阐述自己的主张。
文章首先简要叙述了先秦和西汉初期经学发展的概况，言简意赅，言少事详，文字典实峻洁。
接着指出古文《尚书》等三部典籍的重要价值和今文学派学风上的弊端，言之凿凿，无一浮语。
最后义正词严地指出今文学者的狭隘自私。
文章在批评今文经学的弊端时，用了“因陋就寡”
“分文析字”
“烦言碎辞”
“保残守缺”
“雷同相从”
“随声是非”
等词语，攻势凌厉，义辩辞刚，与那种温柔敦厚、渗透了经学气的文风迥然不同。
当然，像这种风格的文章在当时毕竟不多见，比较常见的是那些讲天命符瑞的文章。
（四）东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从东汉建立到章帝时期，是东汉国力最强盛的阶段。
这一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和谶纬迷信，使得自西汉后期就已泛滥起来的充斥思想界的神学迷信在此时更加盛行。
这种思潮渗透到政治领域，也渗透到散文领域，败坏了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同时，也有见识高明的思想家和作家站出来批驳这一现象，为散文创作注入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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