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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只要“连而贯之”
，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识，这固然有唯心的因素，但包含着融汇贯通的合理成分。
他还提出博而适度的看法，认为教学要处理好博节关系，不能太博，也不能太节，“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
[100]，这种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董仲舒还要求教师要有“圣化”
之功。
所谓“圣化”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教学艺术。
他说：“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
[101]教师要以身作则，教学应适时，要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要从容诱导，不急不缓。
这显然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学原则的发展，颇为符合教学规律。
扬雄较有价值的教学论是“强学力行”
和“言必有验”
，他认为“君子强学而力行”
[102]，“学行之，上也”
[103]。
学是重要的，身体力行更为重要。
习行什么，要有选择，要“知是而习之”
。
他认为，教师所教学的内容，所说明的道理，必须与事实相符合，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以证明是正确的，还是虚妄的。
他说：“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
无验而言之，谓妄。”
[104]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扬雄的“言必有验”
到东汉时被王充继承和发展，成为王充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成分。
王充是具有批判意识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也处处闪现出批判现实的光辉。
在教学论上，他反对“信师是古”
，主张“极问”
。
他深刻批判了当时教育上但拘一经、记诵章句的风气，认为教学必须“问难”
，圣贤所言绝非全为真理，“难孔”
、“伐孔”
都是应该的，他说：为了“证定是非”
，“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105]这些言论对于打破盲目崇拜孔孟的迷信思想，揭露当时儒家神学的虚妄，是有重大作用的。
从教育上说，这也是对当时严守师法家法的学风的对抗。
王充从“疾虚妄”
的角度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扬雄“言必有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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