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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扬雄、王充在论述教育的作用时，都论述了人性的善恶问题，都认为人性有善有恶，善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教育恰恰就是人们由恶及善的桥梁。
当然，他们在人性问题上的看法也略有不同，董仲舒过分强调人性的差异，“性三品”
说实际上就是一种由神意决定的阶级论，其结果必然是将人群中的一部分——下品之性的人——排除在教育之外。
扬雄的人性善恶混和王充的人性有善有恶论虽在内涵上不太一致，但都认为世上无不可教之人，比董仲舒有所进步。
对于教育的政治作用，董仲舒、扬雄、王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董仲舒生活于西汉鼎盛时代，又遇到汉武帝这样一个要有所作为的君主，使他得以重申儒家的德治学说，提出“任德而不任刑”
[84]，把教育视为治国的根本。
他强调培养统治人才的重要，认为统治者进德修身，将影响一代世风，“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
[85]，统治者是世风的倡导者，修齐治平是统治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他竭力提倡加强统治人才的培养教育，曾向武帝进言，要让未来的统治者“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
[86]，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是为官的基础，长成之后要量才而用。
他还特别强调社会教化的极端重要性。
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但离心的力量仍然存在，董仲舒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已敏感地认识到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他除了提出旨在统一思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外，还提出了社会教化理论。
他认为刑罚只能触及人的肌肤，并不能提高人的觉悟和道德修养，而教化却能造成统一的人心。
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教化一旦转化为民俗民风，就会成为一种习惯力量，长期制约人们的思想行为。
而实行教化必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统治者要以身示范；二是各级官吏要“承流宣化”
；三是要重视学校教育，“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四是要建立一套礼乐制度，使人们有遵循的规范。
董仲舒的这些见解，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教育的发展，就是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扬雄继承了董仲舒的德治教化思想，认为“为政”
绝不能“先杀后教”
，正如自然天气，只有“先春而后秋”
，绝不会“先秋而后春”
，对待老百姓，只“可使觌德，不可使觌刑”
，因为“觌德则纯，觌刑则乱”
[87]。
而要立德，就必须对老百姓进行教化教育，教化为先，才是治国的根本大计。
而教化又必须本之于学校，所谓“辟雍以本之，校学以教之，礼乐以容之，舆服以表之，复其并列，勉人役，唐矣夫”
！
[88]王充同样强**育在治国化民中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教训之功”
在培养统治人才方面必不可少，“孔门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
[89]，就在于他们都蒙受了圣人之教。
他提出“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理之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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