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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34];李恂“少习《韩诗》,教授诸生数百人”
[35]。
名儒开门授徒,读书人千里寻师,云集门下,从《后汉书·儒林列传》中可以看出,名儒门下弟子成百数千者屡见不鲜,甚至有著录弟子万人以上者,如张兴,著录弟子万人,牟长著录弟子前后亦万人,蔡玄门下弟子竟多达16000人。
当时私学中学生人数如此之众,讲经名家也多不胜数,如“解经不穷戴侍中(凭)”
[36],“说经铿铿杨子行(政)”
[37],“五经复兴鲁叔陵(丕)”
[38],等等,更有一代名儒马融、郑玄等。
对于汉代私学昌盛的情况,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论》中有一段描述: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
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
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
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
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
可见当时全国各地,到处有经师讲学,到处有生徒聚集,以至“分争王庭,树朋私里”
,私人讲学之盛,于此可窥一斑。
由于在两汉时代,官学所授经学,今文经居绝对优势,故而在专经研习的私学中,虽仍传授今文经,但不被列入官方正宗学说的古文经学,更受人重视,实际成了私学经学传授和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东汉时著名经师马融、郑玄,都以古文经著称,并兼通今文,随其学习的生徒成百上千,影响极大。
除经学外,黄老、道、法、刑名之学,也有私学专门授受,如严君平一面卜筮于成都,一面传授《老子》,著书十余万言,在学术上颇有地位。
东汉杨厚,少学父业,修黄老,授生徒,达3000余人。
文景之世,晁错、韩安国均以学刑名闻世,黄霸、路温舒、赵禹、张汤,皆少学法令。
东汉郭躬父子精通法律,门徒常达数百人,钟皓善刑律,门徒达千余人。
西汉的卓茂、东汉的廖扶,精通天文、历算,以此教授生徒,等等。
由此可见,汉代私学教育的内容要比官学丰富得多。
此外,医学以及各种方技,如灾异、图谶、风角、占卜、推步、相术、武技等,也多有私家传授。
虽然这当中不乏荒诞、迷信的内容,但也包含有不少科技知识。
可以说,古代的科技知识是依靠这种私家传授才得以延续和发展的。
私学的教学方法大致与太学相似,以讲说经书为主。
另外,由于私学中弟子众多,老师便往往利用高业弟子,转相授受。
如马融有门徒400余人,而他直接授业的只有50余人,然后再让这50余高业弟子转授其余门徒,郑玄在其门下3年,都未能见其一面。
在山东诸城所发现的画像石上,有一讲学图,生动再现了汉代讲学的场面。
图的正面有一方形高堂,三面回廊,上坐一老者,高冠加额,长衣广袖,正挥手讲学,对面一人双手捧牍,凝神倾听,堂前还有13人捧牍环坐,认真听讲。
[39]
除上述私学的主要形式外,汉代私人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特殊形式。
汉代私学中虽然已有了相当于小学的“学馆”
,官学也有类似的教育,但毕竟不够完善,所以仍有不少儿童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如王充6岁时,其父即教他习字,张霸7岁时已在家内读完《论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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