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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称，义与仁是不同的道德规范。
就其内涵而言，“义者，谓宜在我者。
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
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
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
[50]这就是说，义即是适宜，适宜于匡正自己的思想行为的道德规范，便是义。
就其实施的范围而言，它与仁不同，它着重于主体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
董仲舒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
[51]就其方法论原则而言，是孔孟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
董仲舒强调，“夫我无之求诸人，我有之非诸人，人之所不能爱也。
其理逆矣，何可谓义？”
“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与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
[52]这显然是孔孟儒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自觉修养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所谓礼，既是区分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又是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道德修养。
他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
[53]这是对荀子“礼者，法之大分，而类之纲纪”
思想的继承。
[54]这种思想，把礼看成政治法度的原则及其体现。
同时，董仲舒又说：“礼之所重者，在其志。”
“志为质，物为文。
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
[55]这就是说，具备恰当的气质，言行符合中正之道，便是“知礼”
。
可见，董仲舒在这里又将礼阐释为个人道德规范的标准。
董仲舒所讲的智，表面看来，是指认识事物的能力，属于认识论的范畴。
而实际上，智具有很强烈的道德的功用。
在董仲舒的认识中，智几乎成了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价值标准。
董仲舒认为，智是用来预测人的行为结果、规整人的行为导向的，所谓“先言而后当”
。
运用智，可以在祸福来临之前，便知晓利害，并能够做到“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
。
人们的所言所行，要“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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